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虐待儿童的恶性案件再次发生?


 


    [案件信息]

    案件一、小丹被父母虐待案

    2002年3月,温州市一位年仅9岁的女孩遭受虐待的悲惨经历引起了当地市民乃至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慨。

    3月21日,在哭泣声中,小丹开始讲述自己遭受亲生父母虐待的悲惨经历:“爸爸时常用烟蒂烫我的大腿,妈妈更坏,竟用火烧红的菜刀烫我的屁股……求求你们救救我,千万不要送我回家,不然他们会杀了我的。前几天,他们吵完架后,妈妈就将我手脚捆绑起来,用抹布塞住我的嘴,再把用火烧红地菜刀放到我的屁股上烫,无论我怎么求饶,妈妈还不放过我。”据温州市瓯海娄桥派出所民警调查,小丹是附近陈庄村的农家小孩,今年仅9岁,在家经常受父母的虐待,身体上到处是伤疤,尤其在她的大腿上,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肌肤,满眼都是拧伤、烫伤的痕迹,更让人触目的是她的臀部被烫伤后,已开始化脓了,裤子都粘在了伤口上。除此之外,小丹还经常被父母掴耳光、拧大腿,有时候还被关到棚屋里,不给她吃饭。

    目前,娄桥派出所已针对此事件展开具体调查,小丹的哭泣声一直在民警耳中回响“求求你们救救我,千万不要送我回家……”。

信息来源:人民网


    案件二、小丽被父亲虐待案

    2000年4月9日,大连市大孤山派出所接到一名11岁女孩小丽的报案,小丽称自己被狠心的父亲虐待两年之久。

    2000年,带着上学的梦想被父亲王洪杰从河南接到大连的小丽,不但没有走进校门,反而惨遭父亲长达两年之久的虐待。父亲对她用开水烫、锥子扎、钳子夹、斧子砍。4月9日,小丽在父亲又一次痛打她之后,忍无可忍,跑到了派出所。记者发现,小丽嘴里有几颗牙齿只有半截,胳膊肘上大片血泡,左手腕已经变形,腕骨高高的翘着,皮肤的颜色呈青紫色,在小腿和臀部有多处结痂,脚趾红肿,指甲发黑,额头和脸部也有多处红肿,这些都是被王洪杰虐待的结果。

     目前,大连开发区法院以对王洪杰执行暂拘。

信息来源:2002年4月13日《北京晚报》

    案件三、李根被生父和继母虐待、遗弃案

    家住河南省林州市横水镇西白村的12岁男孩李根,父母离异,在与父亲和继母共同生活以来,遭受了生父和继母的百般虐待长达6年之久。李根的生父和继母经常用棍子打他、用钉子钉他、不给他饭吃、不让他上学、甚至最后将他赶出家门。2001年12月27日,李根在律师的帮助下,向林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生父和继母的虐待罪和遗弃罪的刑事责任。但是法院受理此案、向李根的生父和继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传票后,李根的生父和继母为了逃避责任神秘“失踪”了,法院原定2月4日开庭审理此案,但至今仍未能开成。

信息来源:2002年4月17日《河南法制报》

    [深度追踪]

    中心发现以上案件后,非常重视,立即和记者及办案律师取得了联系。

    2002年3月28日,中心经过与中国少年报记者王韧联系,得知娄桥派出所经过侦查认为此案属于自诉案件,因此建议小丹到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并对小丹的父母进行了训诫。小丹的父母接受训诫后表示今后不会再虐待小丹,在娄桥派出所将小丹领走。

    2002年4月15日,通过《北京晚报》及《大连晚报》的记者,中心与小丽案件的办案律师大连晟大律师事务所王会涛取得联系,王会涛律师介绍,本案已于4月12日向法院提起自诉,法院目前已经立案,正在审理中。

    2002年4月26日,中心与《河南法制报》的记者李昕通过电话了解到,李根的生父和继母至今仍未找到,李根现与爷爷、奶奶共同在一起生活,但是学习问题仍未解决。李昕记者将会对此案进行追踪报道。

    [热点关注]

    就上述父母虐待子女的恶性案件,中心主任佟丽华律师发表以下观点

    读了以上三名未成年人被父母长期虐待而健康乃至生命都无法保障的案件报道,作为一名职业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人士和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人员,在愤怒之余,我想就以上案件的处理以及立法的尴尬提出几点意见,呼吁整个社会真正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这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这些案件再一次暴露了我们在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立法方面存在的以下缺陷:

    一、家庭监护的监督问题。

    目前在我国的情况是,家庭监护还被很多人认为是家庭内部事务,父母以怎样的方式或者内容教育孩子是父母的权利。只有象这位可怜的小丹这种恶性案件发生以后,社会才给以关注,于是人们愤慨、声讨、严厉处罚、同情。但事件过后还是无法避免类似的恶性案件发生,人们也没有从那种带有野蛮与血腥的恶性案件中思考出预防类似问题发生的制度。北京的王闯案件是这样,天安门自焚的刘思影案件是这样,今天小丹的案件同样是这样。我再次呼吁,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完善我们的监护人监督制度,子女不是父母的私人财产,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不但是血缘关系,也是一种法律关系,父母对待子女的行为应该置于有效的法律监督之下。

    二、 未成年人的维权资格问题。

    我们无法回避的法律障碍是,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监护人是法定代理人,而法定代理人有权代理未成年人对外进行诉讼。而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涉及儿童权利的案件,侵权人就是父母,就是监护人,象小丹案件这样,那么我们又怎么奢求虐待子女的父母能够代理被虐待的未成年子女去起诉自己呢?所以我呼吁,正如《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的那样,“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为此目的,儿童特别应有机会在影响到儿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诉讼中,以符合国家法律的诉讼规则的方式,直接或通过代表或适当机构陈述意见。”我们应该在所有的立法中,明确不但未成年人本人有权提起涉及他们权利的诉讼,而且在未成年人与监护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未成年人亲属、所在地居(村)委会、民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或其他政府主管部门都有权代表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起诉父母。

    三、缺乏有效处罚问题。

    父母虐待子女怎么办?构成犯罪时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没有构成犯罪时怎么办?法律没有规定有效的处罚手段。《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条虽然规定在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或者不尽监护职责时可以剥夺监护人的监护资格,但现在问题是,剥夺了父母的监护资格那么这个孩子由谁监护?可以说,在我国虐待等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况以及不给付抚养费、教育费等不尽监护职责的情况都在很大范围内存在,但司法部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维护这些孩子的权利,因为如果根据法律的规定剥夺了他们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这些孩子可能就无处栖身了。所以我再次呼吁,必须尽快健全、完善我国的国家监护制度,对于象小丹这样的情况,依法剥夺其父母监护人资格,孩子由国家来监护。

    尽管存在上述立法缺陷,但我们在呼吁加快完善立法的同时,我们还是呼吁有关职能部门克尽职守,切实担负起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职责。如小丹案件,当地公安部门在接到报案后,应该立即立案并进行侦查,对小丹的伤势进行司法鉴定。如果属于重伤,由公安部门侦查后移送检察院审查提起公诉;如果没有构成重伤,根据刑法规定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即只有被害人到法院直接起诉才能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但对于象小丹这种情况,显然她自己无法提起刑事诉讼,为了帮助这样的被害人实现自己的权利,《刑法》第98条规定,因受到强制、恐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即人民检察院和小丹的近亲属也可以代表小丹到法院起诉要求追究小丹父母的刑事责任。另外,我还想说的是,当地的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实在应该想想办法,暂时不要把这位可怜的小女孩再送回到那两位残忍的父母身边。

注:上述观点已经在2002年4月23日《法制日报》第三版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