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1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0号公布 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次修订通过 2006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0号公布 根据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2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5号公布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2年10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将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讯问、审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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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制度创新十大最佳事例
    为推进未成年人法治建设的基层实践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2013年8月中旬至9月底,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和中国法学会共同开展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制度创新事例征集活动。共征集事例661件,涉及人大、综治、法院、检察院、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行政、共青团、妇联、律协、关工委等系统。从事例的创新性、实效性、典型性等角度,经形式审查、中央对口部门实质评审、专家定评,最终确定25件最佳事例、50件优秀事例和45件创新事例......详细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研讨会提出 健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法律体系

由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中国法学会共同举办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雁等出席研讨会并讲话。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主持。

王乐泉指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归根结底要靠法治来保障,发挥法治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保障还不够健全,一些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问题十分突出,需要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法治环节共同推进,努力构建未成年人法治体系。未成年人法治建设必须注重顶层设计。在基本理念上,从国家到社会的每一名成员都要树立一个共同的认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职能配置上,要从广大未成年人的权利需求出发,不能迁就、固守既有的部门分工和格局。在制度设计上,提倡源头干预,将更多资源和服务早期投入到家庭。我国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制度仍未形成完整管用的体系,现有的法律也与当前城乡流动加速、新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形成一定的距离,需要在对现行未成年人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从国情出发,合理借鉴其他国家未成年人法治发展的成功经验,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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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研讨会发言摘登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需要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努力,需要每一名公民的自觉行动,但归根结底要靠法治来保障。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保障还不够健全,一些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问题十分突出。例如,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缺失,容易成为违法犯罪的对象;父母严重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虐待子女,行政和司法缺乏有效的发现和干预机制;校园内的体罚、虐待、性侵事件时有发生;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屡禁不止;网络不良信息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法律实施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一些行政部门不能完全做到依法办事。对此,我们要努力构建未成年人法治体系,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法治环节共同推进。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儿童福利、少年司法等多个领域,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和社会的各个行业。未成年人法治建设必须注重顶层设计。在基本理念上,从国家到社会的每一名成员都要树立一个共同的认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职能配置上,要从广大未成年人的权利需求出发来进行机构设置,配置部门职能要强调科学合理,不能迁就、固守既有的部门分工和格局。在制度设计上,提倡源头干预,将更多资源和服务早期投入到家庭,加强对留守儿童、贫困家庭未成年人的保护救助,提高未成年人医疗保障水平,使孩子不至因监护缺失或贫困而陷入危险境地,或者过早地流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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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推动未成年人保护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秉持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宗旨,力图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层面构建全方位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并确立尊重未成年人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等原则,正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
   儿童最大利益,或称“儿童最佳利益”(The Child’s Best Interests),最早出现于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此后被吸收为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的四项核心原则之一。迄今没有任何国际文件对“儿童最大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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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司法先行立法紧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10月24日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近年来,性侵幼女和猥亵儿童犯罪案件多发,深深刺痛了中国父母和社会公众,人们纷纷呼吁加重对此类犯罪的刑罚力度,从严从重打击。为此,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该意见通篇强调“严惩”,基本顺应了民意的吁请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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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未成年人免于被伤害的恐惧

美好的未来随着那一刀残忍的伤害,断了。发生在沈阳的这起男童被成年男子砍手事件,再次触痛了人们的神经。但事件绝非孤例,近年来,针对包括婴幼儿在内的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有增加之势,从“摔婴案”,到频见报端的女童被奸案,到挖眼案,到“灭门案”中被残忍杀害的儿童。儿童已经成为犯罪分子手中的人质和牺牲品。如何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显紧迫。
  从法律保护体系上看,我们以宪法性法律文件《未成年人保护法》为基础,织就了针对儿童权利的法律保护之网。这一网络的基本面是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这四个方面来铺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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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未成年人“禁入令”重在强化监管

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都做出规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消费、娱乐场所,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有的消费、娱乐场所对“禁入令”竟然形同虚设,任由未成年人出入活动,甚至引发案件发生。“禁入令”之所以落空,其原因在于除了商家唯利是图,利欲熏心,为了赚钱不顾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之外,最主要的是有些管理部门缺乏依法管理,失之于对违法违规商家严查重罚。

  笔者认为,保护好未成年人,就是保护我们国家的未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有了条款却得不到有效执行,法律仍然难称完善。如果“禁入令”长期被虚置,势必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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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发文保护未成年人:公务员性侵幼女严处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昨日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为保护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健康、安全成长,免受违法犯罪侵害,意见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或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

  据了解,截至2012年底,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人,其中14岁以下的儿童有2亿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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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体系日益健全,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增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在我国,对未成年人实施奸淫、猥亵,诱骗、组织、强迫未成年少女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这些犯罪给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今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经反复研究论证,分别审议通过了本《意见》。

    孙军工说,《意见》所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刑法规定的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嫖宿幼女罪等......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