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的治学之道

　　于光远（1915—2013年），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光远的治学之道主要集中于他的《碎思录》一书。此书主要收录他写于1987年和1988年的100篇格言式的短文。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蕴含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扎实的治学心得。他善于从自己所处时代研究时代特点和时代任务，并且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让细节纯粹起来的问题意识。从总体上看，于光远的治学涵盖独立思考、深入研究、批判分析、认识自我以及学思结合。

　　独立思考，不搞大合唱

　　学术研究不是搞大合唱、滥竽充数，它为追求真理而存在。个人的独立思考和探索是认识真理的必备条件。于光远认为：“‘独立思考’就是不盲从，不附和，……思考的本性就是独立的，不独立就谈不到思考。‘只服从真理’讲的是服从什么的问题。能服从一己的利害得失吗？能服从真理以外的某种权威吗？”思考具有独立性，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是他人的附庸。思考服从于真理，它不是个人利益的奴仆，更不是应声虫。因此，要做到独立思考，一要不计个人的一己之私，二要实事求是。

　　学问地位，不能取代具体真理

　　真理有其存在的具体条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旦跨越其赖以成立的条件，则会变成谬误。于光远强调：“真理是具体的，不存在抽象的真理。……一个人，不论他学问多大，地位多高，如果对某个具体事物未作具体分析，他就是一个门外汉。我不主张取消门外汉的发言权，但他应有自知之明，尊重掌握了具体真理的人，向他们学习。”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个人不能依仗自己的地位和学问，就认为高人一等，并以此认为自己是专家。殊不知，没有掌握具体的真理，没有了解新情况就胡乱发言，瞎指挥，那他就是个门外汉，不懂装懂。在具体的条件和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情况下，具体真理的特殊性不是靠已有的经验和一般的认识能够取代的。它需要人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受制于地位和已有的学问，切忌用堂而皇之的理由代替其特殊性。

　　仔细研究，不膜拜盲从

　　什么是研究，如何展开研究？于光远对此作出言简意赅的界定。他认为：“‘研究’是词典中我最喜欢的词之一。‘研’成粉末，言考察之精细也。‘究’是溪流之尽处，言考察之深远也。遇到任何问题，本人第一个反应便是要对它进行研究。”究其本源，细微处见真章。凡天下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细节决定成败。厘清任何一个问题，需要作出精细的研究，寻根究底。研究所做的工作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格物致知，它必须具有孜孜不倦的精神。

　　批判分析，不笼统接受

　　面对新思想和新语言，正确的态度是作出分析后再选择。不是因为其新鲜或时髦，或所谓的创新就要盲目接受。有的所谓创新，只不过是对过往的回忆，贴上新标签，本质并未改变。于光远指出：“一个人在自己的进步中应该接受新思想，从而也应该接受新语言，而且应该经常这样做。但不应有任何盲目性，不应该随便接受，也不应该随便拒绝。应该对未曾接触过的语言持批判的即分析的态度。”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新的思想用新的语言来表达，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不要盲从，笼统接受。对新思想和新语言既不盲目接受，亦不随意拒绝。正确的态度是在分析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取舍。

　　认识自我，不沾沾自喜

　　做学问，必须谦虚谨慎，自我反省。切不可眼高于顶，目中无人，盲目自大。于光远说：“取得某种‘研究成果’后沾沾自喜，会使自己成为本人劳动成果的奴隶。这也是一种‘劳动异化’……这是可能遇到的一个陷阱。避免的办法是把研究的成果置于自己批判对象的地位。”人最难认识的便是自我，认识自我是一件困难的事。学者发表自己的精神产品，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能力和学术的地位。但是，如果过度地迷恋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摆出一副天下第一的姿态，视他人为土鸡瓦狗，则难于进步。必须时刻警醒：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干什么。摆脱自我迷恋，需要树立自我批判、精益求精、谦卑的学习态度。唯有如此，方可进步。

　　思考写作，不眼高手低

　　思想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每个人有其选择表达的权利。思考和写作需要同步进行。只思考不写作，难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甚至是懒惰的借口。于光远对表达和思考有着这样的认识：“人各有特点，我的特点就是思考和写作。我感到世界上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思考了就想留个记录，就去写。多年如此，养成了我的习惯。自己体会到，这种思和写有助于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深入。”于光远提倡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记录自己的思考所得，养成随时随地勤于动手的写作习惯，这有助于加深思考，不会天马行空地想过之后就遗忘了。记录自己的思考，还可以避免光说不练的“假把式”。随想随记是个好的习惯，这让自己的思考更条理，写作会让自己的思路更清晰。

　　思考与写作已经成为于光远的日常生活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也是笔耕不辍。他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居家如此，在飞机上、火车上也是如此，哪怕是仅有的一点边角时间，他便充分利用，抓紧写作。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他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一位与他几十年未见面的延安时期的老战友，竟然凭着他在候机厅中以膝为桌低头写作的身影认出了他。那位老战友感慨地说：“于光远当年在延安就是这样抓紧时间。几十年如一日，一点没变。我一看到有人候机时还在低头写作，就判断一定是他。”于光远著述颇丰，这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夏自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