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建旺

　　《窦娥冤》《灰阑记》是元代两部重要的公案剧，且案件之冤都得到了公正的处理。王国维盛赞《窦娥冤》，认为其“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宋元戏曲史》）。悲即冤，冤而平，公正得以昭彰。董康认为《灰阑记》“决疑断狱，颇得情理，足为吏治之助”（《曲海总目提要》卷二）。有关两部剧作的研讨论文较多，但对“法官”识冤、平冤及其展现出来的法律观念，似乎还可进一步探讨。

　　识冤

　　在《窦娥冤》一剧中，窦天章被委以“两淮提刑肃正廉访使之职，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作为窦娥的父亲，其识冤的过程较为离奇曲折。剧本并没有让窦娥的鬼魂直接诉冤，而是通过灯的忽明忽灭以及文卷底下上头的来回异动，让窦天章自身说出这桩文卷必有冤枉：

　　我剔的这灯明了，我另拿一宗文卷看咱。“一起犯人窦娥，药死公公。……”呸！好是奇怪！我才将这文书分明压在底下，刚剔了这灯，怎生又翻在面上？莫不是楚州后厅里有鬼么？便无鬼呵，这桩事必有冤枉。将这文卷再压在底上，待我另看一宗如何？（魂旦又弄灯科）（窦天章云）怎么这灯又不明了，敢有鬼弄这灯？我再剔一剔去。

　　显然，剧本的处理是稳妥的，因为窦天章对楚州三年不雨的疑虑，经“我才看头一宗文卷，就与老夫同姓；这药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恶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这是问结了文书，不看他罢”冲销（《窦娥冤》），因此，有灯明灯暗等相关情节的铺垫，再让“魂旦”陈述案情的始末，窦天章才会在既有“这桩事必有冤枉”的心理基础上，推进识冤的节奏与力度。相较《窦娥冤》识冤的浪漫与离奇，《灰阑记》中的识冤过程，则显得较为理性与平淡：“我老夫想来，药死丈夫，恶妇人也，常有这事。只是强夺正妻所生之子，是儿子怎么好强夺的？况奸夫又无指实，恐其中或有冤枉。”包拯的识冤，并没有过人之处，只是根据经验（常有这事、又无指实）及情理（怎么好强夺），便心生“郑州申文”或有冤枉。

　　平冤

　　《窦娥冤》《灰阑记》的平冤，皆涉及法律程序的公正。在《窦娥冤》一剧中，窦天章依次问询了张驴儿、赛卢医、蔡婆婆。在问询张驴儿时，毒药的来源使案件陷入了交织。张驴儿的辩白，即“若是小人合的毒药，不药别人，倒药死自家老子”，显得合乎情理。关于毒药的事，剧本中多次提及，而知其底细的只有张驴儿与赛卢医。对窦娥、蔡婆而言，谈毒药的事，在张驴儿“药死自家老子”的说辞面前，始终是苍白的。因此，审讯赛卢医，追寻毒药来源，便成为平冤的关键。于是，便有了赛卢医复盘毒药的来龙去脉，即张驴儿拿其要勒死蔡婆婆一事，索要合成毒药，从而解开了毒药的来向，抽调了张驴儿“药死自家老子”的嚣张。至于蔡婆否认接脚，是为了进一步坐实窦娥承认“药死公公”是个屈招。这样，一起冤案，经“魂旦”的策动，父亲的刷卷，终于得到了平冤。

　　《窦娥冤》的平冤过程显得中规中矩，而《灰阑记》的平冤则成另一番景致——平中有奇。平，指的是包拯对案件的审理，也经历了法律程序的问询。张海棠的陈述详细，“搽旦、俫儿，并街坊、老娘”的陈述较为简略。从陈述及效力来看，包拯可拿“搽旦、俫儿，并街坊、老娘”的供述法办张海棠。但令人惊讶的是，包拯在“儿子怎么好强夺”的认知基础上，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圈套”：“张千，取石灰来，在阶下画个栏儿。这孩儿在栏内，着他两个女人，拽这孩儿出灰栏外来。若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得出来；不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不出来。”（《灰阑记》）经过一番拽撕，换来的是搽旦屡次拽俫儿出栏，张海棠“孩儿幼小，倘或扭折他胳膊，爷爷就打死妇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这灰栏外来”的母爱告白。而包拯心如明镜，“你看这一个灰栏，倒也包藏着十分利害。那妇人本意要图占马均卿的家私，所以要强夺这孩儿，岂知其中真假，早已不辨自明了也”（《灰阑记》）。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个“圈套”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法条可依，但从裁判的结果看，却又合乎情理。

　　“以恕求情”

　　窦天章识冤的因由是灯的明暗变化与文卷的来回异动；包拯平冤的依据不是法条，而是人情。两个冤案的最终平冤，彰显了法律对公正、正义的捍卫。其中蕴含的“以恕求情”尚需做进一步的申说。

　　楚州干旱三年，对饱读诗书的窦天章而言，联想到东海孝妇的旧事，并不算太难：“昔日汉朝有一孝妇守寡，其姑自缢身死，其姑女告孝妇杀姑，东海太守将孝妇斩了。只为一妇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后于公治狱，仿佛见孝妇抱卷哭于厅前。于公将文卷改正，亲祭孝妇之墓，天乃大雨。今日你楚州大旱，岂不正与此事相类？”（《窦娥冤》）张海棠与搽旦撕扯徕儿后，包拯云：“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灰阑记》）“于公将文卷改正，亲祭孝妇之墓”，与史书所载“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列女传》）有些出入，但故事的核心元素并没有变动。孝妇是称号，需要多年的服侍奉养；杀姑是恶行，仅是一时的举动。孝是善行，与杀姑恶行“水火不容”。就人情而言，孝妇杀姑，成为现实，概率极小。“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关涉律意与人情，也就是律意不绝于人情，人情蕴于律意。因此，在平冤中，二剧所反映的人情与法理，有无可遵循的原则？

　　“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汉之张释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请，莫有获者，彼庸人哉？”（罗从彦《豫章文集》卷十一）既然“律意虽远，人情可推”，而“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所以，“恕”就必然成为人情与法理的契合点。那么，什么是“恕”呢？“恕，谓内忖己心，外以处物。言人在世当，终身行于恕也，故云其恕也。云己所云云者，此释恕事也。夫事非己所欲者，不可施与人也。既已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论语集解义疏》卷八）也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已所不欲，亦必己所不欲也”，或者说“同理心”。“于公将文卷改正”，是因“同理心”，即“孝妇抱卷哭于厅前”，必有冤情；楚州三年不雨，加之灯明灯暗，案卷的忽上忽下，使窦天章心生“这桩事必有冤枉”的独白，也因“同理心”。包拯察搽旦生拉硬拽，无怜悯之心；张海棠真情告白，存护犊之情，同样，也是“己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

　　“刑，期于无刑。”这是法律的理想状态，盖因“刑者，辅治之法，固非先王所恃以为治也”。而现实是，“刑”是永存的。“然非任刑者之得其人焉，其何以致刑罚之平而使民之无讼也哉”？任刑者不得其人，则冤案累累。《灰阑记》，若“一切用法”，则张海棠永不瞑目；于公以“三年不雨”证枉，还孝妇以清白，也并非是法条的介入。

　　“以恕求情”，并不是否认法律对正义的捍卫与伸张，而是在运用法律时，心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已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这对揭开案件的原委、减少冤案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