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息讼合约”文化现象及影响
稿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发布时间:2019-09-26 15:39:11

郑 刚   

明清时期的徽州讼事中,有一种现象比较普遍,乡贤里老调处民间纠纷中往往习惯于在第三方的见证或参与下,通过当事人订立“息讼合约”而定分止争。

明正德十年(1515年),安徽省祁门县十五都唐常与本都村民郑孟高因地界发生争议,双方皆称买受同一块山地。双方亲邻胡中桀等获悉后实地勘查,因“无簿册可据”经过胡中桀等村邻们劝谕说合,双方“情愿凭中劝谕,自相含忍,不愿紊繁并订立文约,埋石为界,各守管业”。和息文约中言明:“如违,听遵守人赍文告理,并罚银30两入官公用。”(《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韩秀桃著,第52页)

值得研究的是,这种“息讼合约”即使官府作了“县判”也发挥着作用。明嘉靖三十年,徽州府受理了谢和与邵明两家家祖为土地租赁和租金给付发生的纠纷。这场纠纷历经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正统元年(1435年)、成化六年(1470年)以及嘉靖元年(1521年)和嘉靖十七年(1538年),一直到了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长达109年,其间,嘉靖十七年两家四次订立租约和合同,但纠纷仍未解决。

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谢和与邵明两家再次发生争讼,而且“扛讼不息”,官司一直打到徽州府,徽州府下判,“于明名下追出租银三两六钱给付谢和收领,仍判谢和将前项山地照旧租于明等经管”,并“今蒙取供,将明等问拟罪犯”。

可是,谢邵两家并未执行徽州府的判决,在中见人(居中为双方作见证的人)和劝谕老人的见证下订立合约,约定双方仍按照嘉靖十七年租约执行,“其余屋地、山业、木植,俱照原立合同界至亩步管业。二家子孙永为遵守,毋许变异,增减租银争讼。谢家子孙亦不许入山砍竹,生情侵害。二各如违,并听陈告受罪,甘罚白银二十两公用无词。”(同前,第112至114页)

民间社会重视契约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便有“民有私约如律令”的思想传播,隋唐时期形成“官有政法,民从私约”的文化习俗。这种“民从私约”解纷习俗在明清时期“聚族而居”的徽州宗族社会十分盛行。一方面,明洪武年间推崇《教民榜文》等,徽州族人的法律意识增强。另一方面,徽州自宋开始有着“民习律令,性喜讼”的社会习俗,加之明中叶后,徽州社会文化经济繁荣发展促使诉讼现象勃发,徽州宗族为强化对族人和乡村社会管理秩序的巩固,编撰谱牒、制定族规家法来维系宗族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维护宗族财产权益和经济利益。同时,为填补官府管控处置大量民间纠纷力量不足的空白,通过订立各种合约并直接参与纠纷化解。由此,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民间合约成为古徽州宗族处理纷争中惯用而有效的方式,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占据了独特地位,形成了徽州讼事中特有的“息讼合约”文化现象。

徽州讼事“息讼合约”文化现象探源

“息讼合约”文化现象的普及源于徽州契约文化的发展。早期徽州契约主要涉及田地交易和林木经营,这跟徽州山多林茂、田土贫乏的自然环境有关。

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为减少、消除民间的田宅争讼,朝廷曾制定“标准契约”样文予以推广。北宋中后期,为确保田产交易税的征收,增加地方官府财政收入,官方又采取了出卖官版契纸措施并加盖官印。盖有官印的契约,又称“红契”或“赤契”。凡没有官印的契约为“白契”,官府不予认可。

到了明清时期,徽州契约文书的行文格式与内容基本沿袭宋代,但已不见“奉父亲或母亲指令”等用语。契约中的土地也不再分为上、中、下等级,而是注明地号。这一时期的官府文书如契尾、税票、推单、执业单的使用,与民间的契约文书相结合,使得契约的形式更加完善。

南宋后,徽州契约和文字凭据的运用十分广泛,不仅限于田地业和林木业交易、典当和租赁。《分家阉书》《盐典合同》和《租议文约》等合同文书比比皆是。立祠修谱、祭祀尊祖、祠产管理和慈善活动,以及佃仆租佃和私人交往甚至山林管理、纠纷调处等也常用契约文据加以规范。

与土地买卖契约相比,徽州“息讼合约”内容包括十个方面:其一,立契人姓名即“立约人”或“立合同人”。其二,立约原因与事由,即纠纷前因后果的概括以及过错责任。其三,事发经过,此为息讼合约的独特内容,重点是叙述纠纷的真正原因和过程。其四,事主告官意愿和理亏方的要求和解表示。合约中常见有“经官理治”和“自知理亏”等字样,为和解息讼作了铺垫。其五,里甲、族亲和里长老人的调停。此为解纷关键,有的契约将此人员列为中见人。其六,立契人不愿经官申明和毁约惩罚。契约中常见“不愿紊繁”“不愿经官”和“如违,听主递官理治无词”“甘罚银若干两入官公用”等内容,并注明“今恐无凭,立此为照”字样。其七,其他附注事项。文约凭证等,如前约文书、官文、田单推单、担保文约等。其八,立契时间。表明双方争议权益重新界定开始,这与土地买卖契约仅起证示作用不同。其九,立约人、参与人签字画押。起到对当事方履约的见证、监督和督促作用。其十,中见人。一般为解纷中发挥作用的半官方的里甲保长、族亲老人以及亲属邻里等。

徽州“息讼合约”文化的发展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第一,程朱理学诚信和谐理念教化奠定了“息讼合约”文化的思想根基。儒风独茂的徽州独有“君子好行礼让,小人自安耕凿,恭俭质直,有先民遗风”的文化传承,注重礼仪诚信道德教化。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的“诚信为本”理学思想对徽州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徽州宗族“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和谐思想促使宗族为保护族产和族人利益、预防纠纷而订立了大量保业合约、同心合约等,也为“息讼合约”提供了借鉴。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年始,祁门县善和里窦山公程新春五大房子孙程错等先后八次立下禁约和保业文约,将各房葬坟以外的山场“尽行归众合业兴养”,并呈县府批照留存,成为法定的“合业兴养”族产。万历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程错、程锭等所立的保业文约中载明:“此报本追远,子孙世世有同心也”。为窦山公后人涉此纠纷提供息讼依据。(《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载周绍泉、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黄山书社,1993,第90—91页)

第二,徽州宗族的族规家法为“息讼合约”文化提供了制度支撑。“聚族而居”的徽州宗族遵从程朱理学“礼法不足而渎慢生”的“法度”思想,以徽州族规家法规束管理族人。徽州乡贤许承尧在《歙风俗礼教考》指出,“于以风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路迷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为教育族人,许多徽州宗族定期在祠堂宣讲族规家法,将罚则写入农事生产和商贾活动各类契约中,山林“水口”、河流环境保护和治理等“封禁合约”大多引用了当地族规家法为内容,为调处各类纠纷“息讼合约”提供是非判定依据。《茗州吴氏家典》载:“听族长、房长率弟子以家法从事。”《新安程氏阖族条规》中还规定:“不孝不梯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责之”。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祁门县考祥堂、光启堂、兆瀛堂等族人为土名“沙坡”地种植蓄养杨柳杂木被盗砍事宜订立文约,言明“合三堂人等仗议同心,毋得私伐,照依禁约演戏。”(清乾隆十二年祁门县考祥堂等立议合文约,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第三,徽州宗族和村居独立封闭性所形成熟人社会关系成为孵化催生徽州“息讼合约”文化重要因素。“息讼合约”文化除了受族规家法规制颇深,还离不开宗族血缘宗亲关系的影响。在“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疏,无不井然有序”的宗亲血脉关系影响下,徽州乡贤里老处理民间纠纷时把求和息讼放在首位,调解“和息”后,恐“口说无凭”又通过订立“息诉合约”确保“和息”践诺履行,使“一脉相承”的宗族秩序管理和族人教化得以巩固。明天顺三年(1459年),祁门县郑德宽与郑思广为祖茔地被侵占发生纠纷,郑思广状告县衙,知县批至族长里老现场勘查,郑氏一族觉得这有违宗族先祖名声,在宗亲、邻里等16人的见证调停下,郑德宽与郑思广订立保护祖坟息讼文约,并言明:“如违,罚花银20两入官公用”。

第四,徽州商帮的崛起成为反哺徽州合约文化兴盛的动力。明中叶以后,徽商在“敦睦桑梓,声应气求”,结成“合志同才,营道同术”的商帮中,订立大量联合协作、经营交易的民间契约文书,大到大宗地产交易、商贸交易,小到借字、认契,“民间执业,全以契据为凭”之风盛行。这不仅为徽州各类合约提供参照,而且通过徽商商帮的经济支撑,乡村治理中契约文化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息讼合约”规范和普及。

在徽州乡村治理逐渐形成依靠“约”和“法”文化习俗的浓厚氛围中,“息讼合约”不仅作为呈报县衙结案的依据,而且合约中所增加的“罚责”也成为宗族内教化管束族人、教化民众的“清规戒律”。正如清乾隆年宁远知县汪辉祖在其《佐治药言·息讼》中所言:“词讼之应审者,什无四五。其里邻口角,骨肉参商,细故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否则有不肖之人,从中播弄,果能审理,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难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同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

徽州讼事“息讼合约”作用特点和影响

其一,“息讼合约”运用广泛、种类繁多。主要涉及田土林木纠纷、主佃纠纷和坟葬纠纷、买卖纠纷、借贷、抵押、租佃析产以及继承典当纠纷等。其中围绕田土、山林和祖茔等发生的纠纷居多,这与当地田土“大买”“小买”交易习惯密切相关。

明中后期,徽州人土地买卖交易中,实行“大小买”制,“小买”指只买地皮,不买地骨;“大买”指既买地皮,也买地骨;至于大小买,属于绝卖或杜卖。由此“一地两卖”纠纷现象频繁。明徽州学宦程敏政在其《篁墩文集》中写道:“夫徽州之讼虽曰繁,然争之大要有三,曰田,曰坟,曰继。”万历《祁门县志》亦记载:“民讼多山木、坟茔、嗣继”。徽州“山木”“坟茔”“嗣继”纠纷,成为明初里长老人调处的主要对象,即便是“嗣继”纠纷,也常由宗亲长老按族规家法调停。“不过产与墓,继之类耳。夫产者,世业之所守;墓者,先体之所藏,继者家法所倚。”(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五《序·奉送张公之任徽州府序》)这就为“息讼”此类纠纷中“家法所倚”提出了要求。崇祯六年(1633年)休宁朱朋与朱寿等围绕邻接的祖茔地界发生纠纷,告至官府。知县令典史拘审,经里约、亲族进行调停,在中见里约亲邻陈德明等参与下,确定边界,平息纠纷,双方订立合息契约。

其二,“息讼合约”内容形式多样。明清时期徽州,民间解纷功能在民间纠纷各个演变环节中通过合约发挥着不同作用,形成一个相互衔接联系而形式多样的解纷模式。徽州山多田少、地狭人众,围绕土地、山林和祖茔等资源产生的纷争较多,人们为了保护环境资源和宗族利益,常常通过订立“封禁合约”来威慑违禁者,预防纠纷。但对生齿日繁的徽州宗族来说,违反封禁合约事件常有发生,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合约事主一般会照禁处罚或具情告官。但在犯禁者竭力求情、甘服认罚尤其是乡亲族亲直接劝谕的情况下,这些纠纷通常采用让犯禁者立下甘服合约的方式来解决。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祁门人王小法与他人夜盗上店大杉木两根又夜盗东阳熟大杉木两根,被家主发现欲送官究处。王小法自知罪大,“恳中宽容。蒙家主姑念顽蠢无知,令身赔偿木价,照禁罚戏,自愿甘服。今后不敢再犯,倘有如前等情,听自家主鸣官治罪,至死无怨。今恐无凭,立此甘服约存照。”(“清代徽州的民问合约与乡村治理”,郑小春,《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第33卷第1期第116页)一旦告官诉讼不可避免,徽州族人又常常会采用订立诉讼合约的方式来明确一些具体的参讼事项,确保诉讼的顺利进行。诉讼合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合约人、参讼事由、诉讼出身和经手之人、讼费的分派收取和管理以及相关的强制性规定等。明清时期,徽州康氏宗族对于宗族祖茔地屡屡被侵犯而告官诉讼合约中规定:执匿钱文不出者与出身之人徇私肥己者,“立即逐出祠外,永远不得入祠”。进入诉讼后,当事者往往求助乡邻友朋、族亲等人居间调解达成息讼合约,也可通过官方差役以及乡约、保甲的参与撮合,通过一纸合约来均衡彼此利益达成“共识”,息讼止争。

由此看来,整个纷争处理中,除了告官呈诉有官府参与,其他“封禁弭患”“甘服和息”与“调处和息”三个过程各自发挥着定分止争的作用,形成了固定模式。“息讼合约”正是依赖于这种民间纠纷预防处置的其他合约解纷功能,才最终显示其功能效果。

息讼调解中,由于“违禁”或违约侵权“甘愿受罚”及赔偿损失内容形式不同,使“息讼合约”调处方式内容不同。从“封禁合约”保护资源环境措施看,徽州各地的表现各异。就封山育林而言,祁门县采用的多为演戏封禁,而休宁县则通常采用杀猪封禁。目的就是制造封禁声势,做到家喻户晓。在具体责罚和处理措施上,山林之类以罚银为主。《清同治金氏封禁山场规约》即规定:“本家内外人等,不得入山侵害,如违罚银肆两;长养内人名侵害者,定行倍罚;长养徇私不报者,察出倍罚。”坟地、水口之类的封禁合约惩罚主要是驱逐出祠以及罚戏等方式。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凌务本、康协和对水口封禁时就规定:“自后家外人等毋许入洲窃取税州(洲)地,毋许锄种,如违罚戏壹台。”倘若犯禁者恃强不服、冥顽不化,则采取“鸣官处治”的方式来解决。封禁仪式的费用以及发生纠纷特别是诉讼时费用的分担方面。宗族多采用按丁或门房派分的办法。而山林、鱼塘等多采用在合约事主按股分摊的办法。(同前,第114页)

封禁合约实施中还分为一般封禁和特别封禁。一般封禁合约主要是宗族内部私下签订的联合规约,其效力等同于宗族内部制定的族规家法。特殊封禁合约则是为了减少邻里纠纷、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在当地宗族的申请下,官府颁发严禁告示并予以勒令,借此联合宗族强化社会控制。雍正九年(1731年)九月三十日,康、凌二姓向祁门官府申请加禁,在调查核实之后,于当地颁行《严禁强捕河鱼告示》“倘后遇不法鸭船入境强捕河鱼者,许即立拿赴县,以凭大法究处,各宜凛遵毋违”。(清雍正九年九月祁门县康兼伯等禀严禁强捕版潭河河鱼告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这显示出地方官府与徽州宗族联手对乡村社会进行“协调共治”的作用。“息讼合约”对违禁者调处要根据上述不同罚则进行不同处置凸显内容形式各异。

其三,“息讼合约”参与者众多。除了当事人个人外,还有堂会、文会乡约等组织,在纠纷调解处理中参与人庞杂,不仅有府衙差役、而且还有里老、约保、亲族和中见人等。

从明清徽州相关文书的内容看,“息讼合约”大多于“三面议定”的情境下订立。合约中有关“中证者”的称谓也不一。如“中人、见人、中见人、同见人、遇见人、凭中、居间”等等。一般在事主之间斡旋说合立契者称为“原中”。其他临时请来参与见证者称为“散中”。比如土地买卖纠纷调处中,这些“中人”在契约订立和息讼中功能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签约之先,凭中说合。如卖主在寻求合适买主时,藉助中人为中介,说合买卖。二是凭中立契。如中人在对出卖地权的勘查、确认、议价、立契、交割等方面发挥协调、证信功能作用。其以“三面议定”不可或缺的重要介入者参与契约签订的全过程,并在契约中作署押,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三是监督契约实施以及对于当事人双方可能产生的争执与冲突,中人发挥“凭中验契”“托中查处”等调解作用。甚至因地权纠纷讦告至县。县主亦“委中以情劝谕”。徽州祁门二十二都村民陈武祯因私砍杉木,自愿在中人王惟恭“凭中处明”下订立“罚契”言明“如违甘罚白银十五两公用”并“立此合同为照”。

其四,“息讼合约”中“罚则”承担形式多样。对违约责任的承担主要表现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罚银。如“如悔者甘罚白银五两公用,仍依此文为准。”二是告族或告官。“若违,则讦告至县”。三是神咒和盟誓。藉助祖先神灵的无形力量制约族人的违约观念。如乾隆二年(1737年)徽州汪维轃、汪天龙叔侄之间因田土之争讦告至县,其族长、族众不忍坐视并出面调处,叔侄于“县城隍庙对神一一理楚”而化解了彼此纠纷。后县主亦以“准依众议”而了结此案。四是鸣锣罚戏。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祁门三四都汪凌黄胡等姓所立禁约中即有“自今以后一无敢犯,如有犯,出公议罚戏一台,仍依此文为准”之规定。

总之,明清时期徽州“息讼合约”文化在古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当下我国构建将非诉解决纠纷机制挺在前面的“德治、自治和法治”三位一体治理机制,或许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杨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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