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歧视与司法良知
——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法律思考
稿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发布时间:2019-05-10 15:19:48

王洪用   

(一)

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年在美国上映后,荣获了3项奥斯卡大奖和6项提名。著名演员格利高里·派克在片中扮演的律师芬奇,2003年被美国电影学会评选为“百年电影史上第一大银幕英雄”。派克在晚年追忆过往演艺生涯时说,他虽然钟情于《罗马假日》,但只有《杀死一只知更鸟》才最贴近内心,是他表演艺术的巅峰之作。

影片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梅岗镇往事。位于美国南部的梅岗小镇偏僻而宁静,居民过着俭朴单调的生活。芬奇是镇上一位知识渊博、正直善良的律师,心爱的妻子英年早逝后,他在一名黑人女佣的帮助下,精心抚育着年幼的儿子吉姆和女儿斯科特,生活温馨安宁。

这天,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在一个闷热的傍晚,芬奇受法院委托为黑人鲁滨逊辩护,鲁滨逊被指控强奸了一名白人女子。种族歧视严重的年代,偏居南方的封闭小镇,备受唾弃的性侵犯者,这一切都昭示着芬奇遭遇到执业生涯中的最大挑战。因为替黑人辩护,芬奇及其儿女成了镇上白种人发泄愤怒的靶子。

作为一名充满道义感的律师,芬奇并未因个人安危而放弃辩护职责,他克服各种困难只为保障鲁滨逊的合法权利。在法庭上,他揭开了案件真相。原来那位声称遭性侵的白人女子偷偷爱慕着鲁滨逊,因种族不同、怕受非议而未敢表白。一天,她在勾引鲁滨逊时被委婉拒绝,且被自己的父亲鲍伯撞见,并遭到了父亲的毒打。白人女子由爱生恨,在父亲的唆使下反诬遭鲁滨逊强奸。芬奇在证明鲁滨逊无罪后,在法庭上痛斥种族不平等。

然而,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最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仍裁定鲁滨逊有罪。鲁滨逊深感屈辱和绝望,夜晚在羁押场所逃跑,逃跑时被警察射死。无辜善良的鲁滨逊因肤色而蒙受冤屈,并最终丢掉性命,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暴露无遗。

影片以孩童回忆的视角来叙事,内容丰富而不显冗长,悲剧的内核却有着温暖的基调。贯穿整部电影的主线是“知更鸟”,“知更鸟”隐喻着无辜善良的人。当儿子吉姆想要一把属于自己的猎枪时,芬奇告诫他不能用猎枪杀死知更鸟,“随便杀死知更鸟是一种罪过,因为它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唱歌给我们听,让我们快乐”。

(二)

某种意义上,解读这部历久不衰的经典电影,站在不同角度,每个时代的人会得出不同结论。值得探讨的是,鲁滨逊司法悲剧的根源在于种族歧视,但歧视是如何左右司法的呢?

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歧视是不同群体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情感反应与行为。争夺利益是社会歧视的根本原因,歧视者觉得被歧视者侵犯或可能侵犯自己的利益。在每个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时,歧视现象普遍而长久的存在着。它是一种集体意义上的失败,不该存在却又难以消除。

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是身份歧视和地域歧视。前者主要表现为因性别、种族乃至国籍而给予有差别的诉讼待遇,后者主要表现为司法地方化和争夺诉讼“主客场”现象。电影中,作为案件的裁判者,无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团成员,抛开社会赋予的角色,他像纽扣一样镶嵌在所生活的群体中。一项司法决策的作出不仅是法律职业逻辑的结果,往往也隐藏着裁判者自身利益的理性思考。他和普通人一样,更喜欢与有共同点的人一起生活,更愿意维护所在社区和群体的利益,而对不熟悉的人和事有某种不适应感。这令人沮丧,却也是人性使然,如同人们普遍害怕夜的黑。

电影中诬告鲁滨逊的白人女子的家庭在梅岗镇上是最破落不堪的,她的父亲鲍伯是个素养低下、令人厌恶的酒鬼,但只因是白种人,在明知是她勾引并诬陷了鲁滨逊时,乡邻们仍选择维护她,法庭仍要考虑占据统治地位的白人的“集体声誉”和特权,否则,司法决策将难以获得当时当地社会的认同。试想一下,如果裁判者作出相反的决策,与当时社区群体主流观念形成尖锐的冲突,司法的社会效果体现在何处?法院及裁判者本人该如何安身?芬奇又怎能称之为英雄?不要忘记,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共识,主流社会的情感认同直接关乎司法的生命力。

马克思曾富有洞见地指出:“我是个人,凡是合乎人性的东西,我都觉得亲切。”我们不能对人性的弱点视而不见,抑或讳莫若深,也不能苛求裁判者都成为完美无缺的、冷冰冰的司法机器,短期内更不可能让每位履行裁判职能的人都成为芬奇式的英雄。相反,对于人性的弱点,我们应该客观地正视它、理解它甚至接纳它,从而才可能逐步改善它。

(三)

裁判者身处社会,天然地存在人性的弱点,司法决策时难以对所在社区的利益、群体多数人的看法置若罔闻,因为这样,所以有时也会对生活群体之外的人有失公允的现象就随之发生。然而,司法职业则要求裁判者不能让正义被蒙住眼睛,坚持法庭上人人平等,要敢于揭示并维护案件真相。这种生活角色与职业角色的现实冲突,除了依靠规则和制度进行调和外,能够调适两者的便是司法良知。

司法良知是一个外延较小而内涵巨大的话语,犹如一口古井,井口虽小却深不见底。古今中外无数人的苦苦思索和不懈实践,只为勾勒出它的容貌;司法史上那些浩繁卷帙和感人事迹,都在念颂着它的姓名。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精准界定司法良知的完整内涵,但可以肯定的是,裁判者如果忘记或背叛了司法良知,随便杀死“知更鸟”的悲剧将难以避免。这看似矛盾却并不奇怪,如同人类对待真理的态度,真理永无止境,但我们从未停下追寻的脚步。

如何秉持司法良知?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的阐释给人启迪:“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面对每一个具体案件时,裁判者都应明辨善恶是非;作出任何一项司法决策时,裁判者都应为善去恶。无论遭遇何种舆论压力,囿于何种利益困境,都不能侵害一只无辜善良的“知更鸟”。这不仅是现代文明对司法职业的要求,更是裁判者应有的伦理底线和行动自觉。

行走于日常生活里,裁判者要懂得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所有人,谦卑地认识这个世界,洞察人性的张力,心中始终住着善良。如同芬奇,哪怕是在种族歧视横行的年代,依然能够善待所有黑人,擦亮微弱但温暖的生命之火,照亮整个梅岗小镇。

在影片中,芬奇的儿子吉姆旁听了案件审理,看到辩护失败后为父亲感到难过。邻居莫蒂安慰这个小男孩:“我不知道这对你是否有帮助,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世上的一些人,生来就为我们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你爸爸就是其中一个。”

为善去恶是司法者不可让与的神圣使命。只有不断地拷问司法良知,才可能实现有良知的司法。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杨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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