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庭附设ADR的建立及其发展
稿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发布时间:2019-04-15 14:18:37

陈邦达   

美国民事诉讼成本高,仅就审前程序的证据开示而言,就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经费,审判技术性极强,迫使当事人聘请律师必不可少,而高昂的律师费又成为诉讼成本的沉重负担,在陪审团负责事实认定的“二元化”庭审结构下,当事人可能面临败诉后难意料的经济损失。因此,诉讼的代价客观上鼓励、刺激当事人选择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称ADR)化解纠纷。

支持与反对ADR的理论之争

1976年,哈佛大学法学院弗兰克·桑德教授在罗斯科·庞德会议上发表演讲,反对“一刀切”的法院模式,主张法院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成为推动“多元门径法院”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一些法院鼓励当事人和解,以减轻法官、律师的工作量。法官采取召集律师开会的方式,沟通双方律师的诉讼计划,提供双方和解机会。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法官开始呼吁桑德提倡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部分学者却表达了反对的看法。代表性人物是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菲斯,他于1984年发表《反对和解》一文,对和解提出质疑,至今仍是美国反对和解的代表性观点。欧文承认和解提高效率的事实,但认为这项制度的立论基础值得怀疑,认为民事诉讼外和解如同刑事辩诉交易一般:同意往往是被迫的,双方协商的结果可能是被缺乏权威的调解员一手促成。尽管诉讼案件的数量因之得以减少,但司法正义从未实现。就像诉辩交易,和解乃屈服于大众社会,它既不应当鼓励,也不应当称赞。

双方力量不均衡是欧文考虑的一个因素。许多和解的案件不仅涉及财产纠纷,还关乎种族歧视、公权滥用等冲突,他认为双方诉讼资源的悬殊将从三个方面影响和解的真实性:第一,弱势群体相对而言不擅长掌握和分析信息和预测诉讼结果,造成其在和解中居于不利境地。第二,弱势群体可能希望尽快获得赔偿,无奈选择快速救济的方式,被迫接受比判决更少的赔偿。第三,贫穷的原告被迫接受和解,因为其无力支出包括聘请律师、证据开示等诉讼费用。

欧文还认为,司法应追求正义而非委曲求全。尽管司法裁决耗费了大量公共资源,但司法正如立法权、行政权一样,同样肩负着宪法赋予的使命,司法的任务既不是最大化当事人的诉讼结果,也不是片面追求和解,而是通过宣判,阐释宪法、法律等体现国家意志的价值理念,并赋予其强制力,使社会规范与价值理念相协调。但是,当双方选择和解时,司法这种功能被削弱。

ADR的实践推进

ADR的悄然兴起使法院堆积民事诉讼案件的压力得到显著缓解,成功改变立法者对如何更好解决民事纠纷的态度。在过去几十年里,在许多司法辖区,法律要求联邦法院向当事人提供各种类型的化解纠纷方法。许多州法院则要求诉讼双方必须在审判期日之前调解。法庭之外,律师对仲裁的利用呈上升趋势。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德博拉教授研究表明,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对部分民事案件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处理,后来逐步从费城推广至其他州。

法院试图对涉案标的额较小(但高于小额索偿标的额)的案件通过类似于仲裁的程序解决,案件在法院受理后的几个月内,就被转至仲裁组织。律师向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的专家组扼要陈述案情,参与非正式听证,整个听证过程很简单,通常少于半小时。

听证之后,仲裁员经过内部讨论作出裁决。如果裁决支持原告,他们会同时确定赔偿的金额。裁决虽以书面形式作出,但不必说理。收到仲裁裁决之后,当事人有决定是否接受的余地,如果不接受,须向法庭支付费用作为补偿给仲裁员的报酬,案件将重返诉讼日程列表。一旦双方接受仲裁裁决,裁决将正式记载并赋予强制执行力。在匹兹堡市,双方须在6个月内完成履行完毕和解的内容。

同审判相比,该程序不占用法官太多时间,因为调解人不是法官,而且也不会违背司法中立原则,因为一旦案件调解失败进入诉讼,将会重新审判,审理案件的法官对仲裁内容并不知情,不会先入为主。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被称为“法庭附设仲裁”,在加利福尼亚则称为“司法仲裁”,随后,逐步扩散到其他州,少数的联邦法院也开始尝试。

1978年,美国国会授权三家联邦地区法院探索法庭附设仲裁计划,该计划要求当事人在审判之前必须参与前置性的法庭附设仲裁。

1990年《民事司法改革法案》颁布之后,ADR发展迅猛。该法案要求联邦地区法院制定降低诉讼成本和诉讼延迟的方案。该法案引导法院遵循六项案件管理原则,其中包括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94个地区法院中的大多数根据该法案建立起ADR程序。许多法院聘请了专业人士管理该项目。经过七年试点,法院和案件管理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司法报告,提供协助法院发展ADR的实施指南。

1990年的《行政纠纷解决法案》要求联邦机构采取ADR政策并设立相应的管理和培训部门。1998年后,国会通过了另一部关于联邦地区法院适用ADR的法案,该法授权法院为民事诉讼提供ADR服务。

经过几十年探索,如今ADR已成为许多地方法院和法官经常使用的案件处理方式。这些方式大部分是通过调解处理大量的民事纠纷,包括家庭纠纷、劳动争议、商业纠纷和环保纠纷等问题。每个法院的做法不尽相同,有些法院按照1998年ADR法案,经过当事人同意才能将案件转至ADR解决,而有些法院则授权法官无须经过当事人同意而将案件转至ADR解决。

费用方面,在法庭开始创设ADR的初期,大部分提供无偿的服务,如今绝大部分法庭授权收费,有的要求当事人按照市场价格或者法院设定的比例支付给调解员报酬,也有的法院从司法经费中抽取支付调解员的报酬。同时,许多法庭也意识到有些当事人无力支付费用,因此减免他们的调解费。

ADR取得的成效及经验

采取这项纠纷解决机制的管辖区域希望减少小额民事纠纷投入的时间,也让法官有更多精力审理大案,他们希望能节约诉讼的时间等成本。由于ADR要求调解员保密,许多调解和好的案件信息基本不对外公布,因此美国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实证研究表明这项制度能节省法庭和当事人的时间、经费,但它确实以法庭、当事人均能接受的方式成为潮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庭附设仲裁看来像是牢固地在桑德提出的“多元门径法庭”构想中安营扎寨。

美国近来的实证研究表明,ADR在实践中能快速有效地化解纠纷,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当适用ADR化解纠纷时,有65%的案件实现和解,而不适用时和解率仅有29%。参与ADR的当事人表示比对审判更满意。马里兰大学纠纷解决中心的实证研究表明,调解帮助纠纷双方理解对方的处境,并促进彼此在纠纷中承担各自责任。参与ADR的当事人还表示,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关切点,因为调解允许当事人自由磋商,自主制定和解方案。

美国的ADR经验主要有三点:

第一,要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高技能调解队伍。

在社区调解项目和小额法庭调解项目中充当调解员的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职业等方面迥异。许多法院附设的调解机构要求调解员必须是律师,或有其他相关专业教育背景,有一些地方指派治安法官或资深法官作为调解员;政府和商业组织资助的调解机构通常有特殊的要求;许多纠纷解决机构会提供调解员名单,有些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如美国仲裁协会、纠纷防范与化解中心;有些则是营利性的,如司法仲裁调解服务公司,该公司通常只招聘退休的法官和具有十年以上纠纷解决经验的律师。

几乎所有的调解员和供应方都有实质性的培训要求。培训的内容涉及离婚案件、环保案件、刑事和解、雇佣纠纷等。美国绝大多数州不要求调解员必须持证上岗。有些州主要从以下方面考虑调解员的资格:接受培训的时间、旁听或参与调解的经历、继续教育情况。有些法庭附设专家组要求调解员须具有大学文凭,获得法学或其他学位,具有法律工作经历。但是没有实证数据显示以上标准可以确保调解员合格,管理者基本上都会从培训、经验、技巧等方面进行考察。

第二,注重调解过程的保密性。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8条规定,要注重调解过程中当事人陈述的保密性,通过规定调解过程中的证据不作为诉讼阶段的证据,目的在于促进和解,和解谈判过程中的信息交换不能作为后续诉讼程序的证据。这是因为和解需要双方坦诚交流,但又不希望公之于众,例如,离婚案件的调解可能涉及第三者问题,但如果调解失败进入诉讼,这些证据将会对陪审团产生偏见,这样一来,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坦诚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调解行为规范》规定了“调解员的保密义务”。当事人知道调解过程的陈述不会进入后续的诉讼程序作为证据时,才能坦诚交流。

第三,要加强调解员的法律职业伦理修养。

美国仲裁协会制定的《调解员行为准则》被ADR成员广泛接受,其对调解员的中立性、保密性、自治性等作了基本规范。律师有建议当事人选择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义务。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准则》要求律师必须恪守建议当事人通过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职业道德。

ADR在私人领域的发展,曾引起有关“正义私人化”的讨论。一些ADR的支持者认为,该过程可以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尤其当双方选择通过合同约定纠纷解决方式时。反对者认为,即使合同约定纠纷化解方式也要受到合法性审查,不仅如此,ADR的适用过程也应受合法性约束。

从公共角度看,ADR引发私人领域的重要问题大部分还没有解决。例如,它是否客观上造成两套权利救济体系,民事司法救济只让有钱有精力的人承担得起,而贫穷的人只能选择替代性救济,后者可能为了追求和谐而妥协了某些重要的法律权利。

另一方面,正如欧文菲斯所担忧的,和解将夺走法院阐释法律的机会,甚至剥夺司法的能力。例如,近年来美国备受关注的性骚扰问题,如果受害人通过ADR的方式解决,将使性骚扰的社会问题无法曝光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决策者将处于信息封闭的状态而无法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调解的初衷在于寻找替代对抗的纠纷解决方式,增进当事人的对话,探索可能的解决途径。ADR在美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法院对这项制度的支持,使ADR成为公众熟悉的解决纠纷方式。但是,法院诉前运用ADR的青睐引起有关的担忧,认为法院只片面看到调解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但忽视调解的功能定位,认为调解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真正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当事人一个积极沟通的机会:坦诚交流、换位思考、修复关系、维护名誉。即使通过调解之后,双方仍然认为诉讼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调解的目标也算达到了。

然而,部分法院赞成ADR制度的原动力仅仅在于认识到它能提高办案效率,减轻诉讼包袱,提高和解率,加速案件处理。由于缺乏对和解功能定位的全面认识,许多法院附设调解程序已经开始沦为类似于传统的诉前和解会议,而不像这项制度的最初倡导者所希望的替代诉讼的特有价值。(本文是2018年度上海市民主法治建设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证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责任编辑:杨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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