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讼——清代县官的维稳要务
稿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发布时间:2018-08-20 09:18:17

    胡剑

图为光绪年间四川南部县县令张景旭关于劝民息讼的告示。(资料图片)

    “示谕军民,莫轻告状,告状之祸,其祸无量。

    未到官时,讼师乱讲;既到官后,书役滥嚷。

    原告被告,你来我往;抄词抄批,你夺我抢。

    官事迟延,口食难挡;官事明决,又难扯谎。

    因谎受责,又觅冤枉;输则有刑,赢又无偿。

    尤可恶者,棍徒打纲;或冒官亲,或充幕党。

    欺哄嚇诈,逞其伎俩;乡愚无知,木钟乱撞。

    既承官笑,又费银两;讼者念此,胡不退想。

    与其告状,不如理讲;理讲即失,坐免刑杖。

    告官即得,跪诉堂上;一跪一坐,已是两样。

    况要钱财,况要家当;示尔一法,只须忍让。

    忍自无愆,让自无抗;莫把气争,莫把势仗。

    莫听人唆,莫听人诳;和气族邻,尊敬亲长。

    讼息民安,祥自天降;凛之慎之,示谕遵仰。”

    这则顺口溜是光绪二十八年(1882年)11月21日,四川南部县县令张景旭关于劝民息讼的告示。

    张景旭,字子初,清朝贵州镇远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曾任四川丹棱县知县。就任南部县县令后,他得知该县民间讼案很多,许多人常因一些本可调解就可处理的纠纷打官司,既劳民伤财,又伤感情。在翻阅该县历年档案时,他看到了同治年间南部县知县承绶关于“禁止教唆,以清讼源”的一则告示:“民间控案,多由讼棍而起。每遇雀鼠细故,本人原不欲告,讼师闻风闯入,辄以不干己事,搬弄是非,挑唆兴讼,希图酒食,需索银钱。迨至构衅,已成乡曲,愚民因此倾家破产。”

    承绶对于该县讼棍(民间对无良讼师的卑称)搬弄是非、挑唆兴讼的描述,引起了张景旭的警觉。当时,南部县正值大旱之年,官方专门组织的祈雨仪式并未奏效。于是,他就任该县知县的第三天,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6月24日,张景旭就发布示谕:“久旱不雨,难望收获。现经虔诚祈祷,云虽行而雨不施。”张景旭将祈雨不灵的原因归结为“民情好讼,上天所以示警也!”为此,他要求“县属绅耆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凡尔绅民,如因买卖田土、债账婚姻、稍有纠缠,务投团保干证,秉公妥理,不得轻听讼棍划策,率行具控。”他进一步指出:“况收成歉薄,家少余粮。更何必以有用之钱,耗费于无益之事。”最后,他特别强调:“讼棍人等,敢再从中唆使,一经指控或被告发,决不稍从宽减。”

    张景旭认为,为政首在安民,而安民贵于息讼。他觉得普通老百姓、邻里家庭日常生活中发生一些矛盾是很正常的,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所以,在他任职近半年的时候,他又发布了本文开头那则“劝民不要轻易告状”的告示。他在告示中详细罗列了轻易告状的后果,对百姓晓以利害。他劝大家“莫听人唆,莫听人诳”、“莫把气争,莫把势仗”、“与其告状,不如理讲;理讲即失,坐免刑杖”。他还对无良讼师的行为予以了谴责:“尤可恶者,棍徒打纲。或冒官亲,或充幕党;欺哄嚇诈,逞其伎俩”。他告诫人们:“示尔一法,只须忍让。忍自无愆,让自无抗”,“讼息民安,祥自天降”。总之,张景旭希望通过自己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劝慰,使“民情好讼”的南部县尽可能地“少讼”,出现“讼息民安”的良好局面,并以此达到维护该县稳定和谐的目的。

    清代法律规定:州县自理词讼要求在二十日内审结,人命案应在三月内,强盗、抢劫等案件要在二十日内初审完毕,否则要视其情节受到降职、罚俸、革职等处分。当时州县官员考绩的指标之一就是刑狱词讼,结案率成为评定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因素,考绩结果的优劣直接影响其仕途。而那些讼棍的行为,既增加了呈递到衙门的讼词数量,又骗取了当事人的钱财,严重扰乱了社会的和谐秩序,使州县官员面对大量的诉讼而疲于奔命。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方一直注重惩治讼棍,倡导“劝民息讼”的观念。

    事实上,清代自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家机器,许多民间纠纷往往通过州县调处、官批民调、宗族调处和乡邻调处等多种形式就可解决,并非一定对簿公堂,更不必在旷日持久的诉讼中,耗费当事人双方的精力和钱财。那些平息诉讼的方式和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在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方面,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强调息讼,不但会限制甚至剥夺了个人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权利,还有可能为案情更为复杂的诉讼埋下祸根。本文所述南部县县令张景旭劝民息讼的初衷和举措虽然无可厚非,但他所谓该县久旱不雨和祈雨无效,是因为“民情好讼,上天示警”,就未免显得毫无道理了,甚至有点愚弄百姓的意思。

(责任编辑:杨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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