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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司法史的一个缩影biaoti
——读侯欣一教授的《创制、运行及变异》futi
稿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发布时间:2017-12-22

    王兰萍

    编者按: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近现代法研究中心主任侯欣一教授的新书《创制、运行及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是一部运用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以司法档案为主要材料对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学术专著。本书从器物、制度、人、思想和观念等多个角度揭示现代审判机关与近代中国的契合及游离,再现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权运行的真实状况,并阐释这一过程背后的原因,深化人们对中国近代司法制度的认知与理解。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部专著,本版特刊登商务印书馆编审、法学博士王兰萍撰写的书评。敬请关注。

    中国社会法律文明的演进,由传统的中华法系到现代中国法,客观上经过民国时期近代法的确立这一中间阶段,它使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百年来法制国家建构向度呈现出多元迂回与曲折前行的趋势。民国时期的近代法在司法方面的具体状态如何?如何透过民国史料仔细厘清司法机构组织、程序、司法关系主体,及其各自如何创制、运行及变异,其表现形式、发展过程、演变特征,从而总结其发展规律,都是一个需要探讨清楚的问题。进而,增进和丰富我们对中国近代司法制度建立、发展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创制、运行及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一书在时间纬度上,覆盖完整的民国时期,空间上选取具有西北法制典型意义的西安地方法院,以此铺陈开来。这个时期,历经清末“新政”十年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法律变革,从形式上业已形成。民国时期总计39年的时间,社会的演进与法制的发展,聚焦于西安一隅,有多少故事可以说得清楚,上万册档案资料可谓俯拾即是。

    如何从积极的、发展的、客观的视角讲民国的法律故事,本书堪称一种研究范例。其构思精巧,架构清晰,结论中允。以民国西安地方司法的创制开头,讲述其司法的运行,揭示其变异的特点,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一个阶段的起落,问题是真实的,结论是客观的。

    同时,法制发展是国家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只不过社会演变的快慢都有其必然性,或许这就是探寻法律发展规律所在,在今天看来,七八十年以前的中国,不光讲述法律历史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可以镜鉴当下与未来。

    全书突出实证研究的方法,用史料说话。作者侯欣一教授在长达20年的研究过程中,收集了陕西省档案馆的参议会档案、司法档案,西安市档案馆的参议会档案、社会档案、司法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文献资料千余件,梳理史料、比对分析,是要坐冷板凳、耐性子的苦功夫,更需要学术勇气。仅书中引述的民国司法表式、司法文书就达百余件之多,可谓史料翔实。本书用实案资料,引出问题,说明问题,解读问题,揭示民国司法史的历史规律,是建立在扎实资料基础上的,是难能可贵的大作。

    此外,本书还关注到一些法律学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学术问题。

    陕派律学

    陕西地域文化特色深厚。就法律文化而言,陕西是秦律的发祥地、实施地,商鞅、韩非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唐代的《唐律疏议》就达到了中华法系的制高点。

    进入清代,随着陕派律学的出现,薛允升、赵舒翘、吉同均、樊增祥等刑部尚书的著述陆续刊刻传播,成为当世乃至后世学者研究近代法思想源泉绕不过去的人物与作品,这些大人物的著述搭建了传统与近代的思想桥梁,成为民国时期地方司法史厚重的文化源泉。

    清末“新政”时期,陕西与江浙两湖地区一样,也诞生了近代法学教育,成立了咨议局、政治研究会,宪法政治也登上了地方政治舞台。该书将陕派律学与陕甘总督、蒲城知县李体仁案纳入一章,让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妥协以一起案件的审理过程画上句号,由此铺开了民国地方一隅——西安司法史的肇端,可谓以管窥豹,从陕派律学起笔,勾画出这一地区法律文化的源流,也提示学界注重地域法文化的差异与特色。

    质疑中国清末民国新式审判制度是一个完全移植的制度

    本书认为近代中国法移植说过于简单化。比如避籍制度,“中国传统的政治出于廉政的需要,很早就形成了一项基本原则,即官员不得在自己原籍任职。”1910年的《各省法官变通回避办法》,1914年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梁启超起草的“司法官回避办法”,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颁布的《司法官回避办法》,均有避籍的规定。由此,推论中国近代新式审判制度全盘西化,其结论掩饰了民国司法史中具体制度创制无时不在的传统与西方法文化的斟酌选择与取舍厘定的过程,进而提醒学术研究者,粗略估计、简单结论是不利于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实证研究才可以弥补臆断遐思。

    司法与新闻的关系

    司法具有裁决是非,维护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在任何时候都是民众关注的焦点,属于社会新闻的主要内容之一。

    西安报界逐步摸索出一套热点案件的报道模式,“即通过新闻、通讯、读者来信、评论等各种文体,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多的新闻消费,满足读者需求;但同时又要巧妙地避开法律上的限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起到引导舆论和监督法庭审判活动的作用。”当时西安报纸除报道诉讼活动外,还开办法律专栏、登载法律文书,是百姓获取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监督司法避免滥权的必要屏障。

    法院内部在案件管理上的安排,体现公平合理

    西安地方法院如何给推事分配案子。民国早期,一个案件在法院立案后,“‘收状处’将案卷或诉状编号送交院长批阅,再由院长综合考虑分配给相应的推事进行审理。但这一做法受到了推事的质疑,到民国晚期,摸索出了另外一套案件分配办法:即在年终院务会议对第二年推事负责审理案件的股号和代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然后,由‘收状处’书记官按照‘收文号数或案件性质’(由抓阄确定结果)进行分配。”这套案件行政管理安排,非常有效地杜绝了法院在分案环节上的不公。

    同时,顺位确定的字号,是依据传统文化四维八德等内容来排序,如忠孝仁、清慎善、勤能敬、法办正,意欲将传统中国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注重推事的操守品行于点点滴滴处受到的潜移默化。地方法院行政管理,坚持公平原则,提倡中华德育深入人心的做法,是值得汲取的。

    近代法定型标准的动态考量

    中国近代法定型时期,法律学术界一般认为,民国时期确立了中国近代法,其标志是“六法全书”制定完成,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确立。当然,静态意义上的近代法以成文立法体系完备与否来衡量,没有问题,结论是客观准确的。但是,考察动态的近代法制,标准有哪几个,是什么?即司法维度上的近代法定型的标准问题,本书在这些方面做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

    首先,选拔推事注重学识和经验。精英化和专业化是两个条件。如何做到精英化,一是人员少而精,西安地方法院设立初期,推事只有六人,民国晚期,推事只占法院人数的1/4。二是高薪待贤,推事薪俸包括恤金,恤金分终身、一次、遗族恤金,而且《法院编制法》规定终身任职,除非出现特别事由。三是严肃惩戒标准,对推事违反职业道德、违犯法律、废弛职务等行为纳入公务员惩戒范畴,进行严明的处分。

    如何做到专业化,法律规定,凡欲成为推事者必须系统地接受过现代法学教育,参加国家举办的统一司法考试并及格,考试分初试与再试。“根据这套制度,一个人如果从大学读书接触法学和法律算起,到真正当上能独立办案的推事没有七八年的时间是根本不可能的。”

    此外,还有一个制约条件,即司法官的中立化。如何保障中立,从传统官职里继承避籍制度,让推事在亲属、乡谊的关系中解脱出来,秉公执法。

    其次,为法律统一实施,建立判例制度,完善法律解释例。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大理院的编辑处编纂《判决要旨汇览》,分《法览》《民法览》《刑法览》《商法览》《民诉法览》《刑诉法览》,由大理院公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继承这一做法,成立判例编辑委员会,推事为编辑,庭长为总编辑。1928—1931年和1932—1934年分别出版《判例要旨》,这些“要旨”都成为法官判案遵从的依据。所以,民国时期,中国近代法不仅仅有六法,还有判例制度。

    审判实务中推事如何适用法律,若出现异议,如何解释。民国时期统一法律解释,《大理院解释例大全》(1913—1927年)发布解释例2012条;1927—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解释例4097条。此外,司法行政部门发布训(通)令,统一各级法院审判程序和规范推事的职业行为。通过判例制度、解释例、训令制度的建设,逐步完善以六法为主干的中国近代法律体系,使之定型。

    再次,司法专项经费保证。如何评价民国时期司法经费多寡,如薪俸一项,以地方审判厅推事为例,1907年清末光绪年间是公费100两,津贴50两。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官六级简任475元,荐任300元。办公费一项,如1923年北京政府国家机关行政经费配额司法部占2.16%,高于总统府、国务院机关、内务部、财政部、农工商部等,1931年陕西省司法经费占5.2%。国家预算用于审判厅的员工薪水、办公经费还是不低的,从制度安排上,地方司法已经拥有专项经费的保证。

    最后,综合考察司法生态。这些包括审判机构与行政机构,地方法院与高等法院、推事与检察官、推事与律师、法院与报纸等等。作者对这些层面的关系进行分析与考量,将地方法院置于一个鲜活的地方社会背景中,司法机关受行政机关的牵制而没有独立,民国后期基本独立。同时又要看到,西安地方审判机构与省县市的关系,政府享有的诉愿受理权,法院在政府涉讼中的中立态度,以致出现“司法孤立”,使得行政权与司法权,并没有统一于地方安宁的整体公共利益维护上,这是耐人寻味的。

    尽管如此,民国时期中国近代法已经定型。这一结论的得出,不仅看到了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完成,还要看到与之配套的法律近代化标准,如司法人员的精英化、专业化、中立化,审判实务中确立起来的法律解释制度,以及司法机构专项经费保障等。而后者的系统研究正是法律学术界所缺乏的,因此,本书的研究,使民国时期司法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又迈出了一步。

    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法治追求的在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中立,尊重民事行为的自治,平等对待涉案当事人等理念在七十年前的中国已经展开,并且已经得到相当地普及与发展。或许,这样的理念在今天来看已经不稀奇,不过,如何普及深入这个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遵循的法治意志,当下道路还很远,很漫长!这是本书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编审、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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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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