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礼法冲突案件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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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发布时间:2017-11-10 09:46:19

    钟 晋 周瑾

    唐代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因其父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他便将赵师韫杀了并投案自首。《登幽州台歌》的作者陈子昂时任谏官,他向武则天提议处死徐元庆以禁止“血亲复仇”,然后在徐的家乡表彰其孝义,并请朝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以作将来处置礼法冲突案件的典型。

    杀人偿命乃法之明令,而为报父仇亦出于孝道,陈子昂提议“诛其人”而“旌其闾”,似乎做到了“法”与“礼”之间泾渭分明,其有拟定疑难案件判例法以指导司法实践的意识也难能可贵 。但柳宗元却认为陈子昂的观点错误,专门写下《驳复仇议》以驳斥。其主要观点有三:

    一是礼法应当协调统一。礼与法“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并焉”,他据此提出一个二难推理——如果诛杀应受到表彰的人,则是滥用刑罚;如果表彰应该诛杀的人,则是僭越礼义。若朝廷真以陈子昂“礼法”分隔的建议昭告天下,就会使意欲尊崇礼教和规避刑罚的人无所适从。

    二是礼法应通过探究缘由得以统一。“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最终都不过是为了使礼法归于一致罢了。只有弄清真伪、明察是非,才能确定如何适用法与礼,据此他提出一个证据问题——本案应先查清复仇的缘由再行决断。如果赵师韫是因私怨杀死徐元庆的父亲,而其他官吏又纵容包庇使得徐元庆求告无门,徐元庆被逼才亲手报父仇,这便是“守礼而行义”的行为,便不应该将徐元庆处死;如果赵师韫杀死徐元庆之父并非出于私怨,而是恪尽职守,秉公执法,则“法其可仇乎?”这样一来,徐元庆便是公然抗法,更不应该褒奖他。

    三是礼法应通过正确解释得以统一。陈子昂主张“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故应诛杀徐元庆以止“血亲复仇”之风。

    柳宗元认为,这是陈子昂“惑于礼”。“礼”所指之报仇,应是处于“冤抑沉痛而号无告”的有冤难申之境地、不得已而为之,而非恣意“抵罪触法”、当处极刑的情形。陈子昂只知主张“彼杀之,我乃杀之”,以杀戮止复仇,却不论是非曲直,仅是“暴寡胁弱”而已。《春秋公羊传》指出父亲不该被杀,儿子可以复仇;父亲有罪当诛,儿子报仇便是复私仇,此种复仇不能消除祸害。因此,柳宗元认为按照上述原理来理解“礼”,便能决断好“两下相杀”的案件。他还认为,徐元庆为亲报仇,孝也;不惜一死,义也,其应该是一“达理闻道之人”,不会“以王法为敌仇”。如果将其处死,便是滥用刑罚,破坏礼义,明显不应作为“定法”交后世效仿。

    从陈子昂与柳宗元二人的分析可见,陈子昂类似于一位法实证主义者,对于法的理解仅依赖于“什么已经被制定”和“什么具有社会实效”,认为法律的有效性与道德无关。法律既然已经规定杀人者偿命,又要防止“血亲复仇”无休无止、祸乱法纪,便应该坚决诛杀徐元庆。至于其为尽孝而复仇的问题,便留待道德层面考量,他强调即使是道德所褒奖的行为,也不能逾越现行法律的界线。

    而柳宗元更像是一位自然法学派的拥趸者,认为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关联性,制定法必须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基础,主张“礼法相统一”。当然,他的推理判断方式明显带有春秋决狱的影子,除适用法律外,还用《周礼》、《春秋公羊传》等儒家经义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且特别强调作案的动机。

    两位大诗人在这起礼法冲突案件上的交锋,现在依然有所启发。徐元庆为父报仇而杀死一个公职人员,应当定罪,至于是否判处死刑仍需查证其父是死于“私怨”还是死于“公法”,以此判定其主观恶性之大小,并结合自首情节等综合考量。但是,陈子昂的法律观念依然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否则,就不会有无休止的实证法学与自然法学之争,也不会有那么多“情与法”难以厘清的疑难案件。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检察院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

(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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