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刑法学:建立刑法学新的研究范式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刘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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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正义网发布时间:2017-09-13 13:59:18

    《人民检察》记者 王渊

    当前,中国法学的学科愈分愈细,法学内部各个领域之间壁垒森严,学术研究“碎片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法学的发展。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研究员近年来提出了“立体刑法学”构想。前不久,《人民检察》记者就“立体刑法学”的提出、“立体刑法学”的生命力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采访了刘仁文研究员。

    立体刑法学的提出

    记者:立体刑法学提出的动因是什么?

    刘仁文:2003年初,我在《法商研究》“中国刑法学向何处去”的笔谈中,首次提出“立体刑法学”的构想。当时,北京大学储槐植教授的“刑事一体化”观点引起刑法学界普遍关注,其中心意思是刑法学研究应当与有关刑事学科知识相结合,疏通学科隔阂,彼此促进。对此,我深以为然。同时,我深感中国刑法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要使宪法对刑法的制约具有可操作性,不仅如此,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以及刑民交叉等问题也让我颇为困惑,经过一番思考,提出了“立体刑法学”。

    记者:立体刑法学是否是“刑事一体化”的传承与超越?

    刘仁文:储槐植教授主张“刑事一体化”的中心意思是强调刑事学科群(诸如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刑罚执行法学、刑事政策学等)的知识融合,疏通学科隔阂。虽然“刑事一体化”内涵丰富,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或者说引发我想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的还是他提出的刑法要受犯罪情况和刑罚执行情况的制约。考虑到“刑事一体化”仅限于刑事学科群,并不能包含刑法与宪法、刑法与民法等学科之间关系的视角,研究立体刑法学时则使刑法学的主体性地位更加明确,有助于学科断裂层的弥合,突破了刑法解释学(刑法教义学)的单一学术视野,从而使刑法学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体刑法学”的提出有其独立的价值。

    立体刑法学的生命力

    记者:立体刑法学从2003年提出至今已14年,您认为立体刑法学得以发展延续的根基是什么?

    刘仁文:首先,立体刑法学的思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是其整体观和唯物辩证观在刑事法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延伸。法学和法治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刑法学和刑事法治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们既具有相对整体性、层次性,又有自己的要素、结构和功能,立体刑法学正是刑法作为一个系统及其隶属于一个更大系统的思维反映,符合系统运作的规律性要求。

    其次,立体刑法学迎合了中国刑法发展的时代要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呼唤或任务,中国刑法学过去学苏联,今天学德日,那么,中国刑法学者自己的贡献应在哪里?这是我们必须反思的问题。刑法学研究应该是多面向的,特别是发展到今天,更应多关注中国丰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注意从本土的经验中提升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不应再满足和甘心于做国外刑法理论的介绍者和引进者。立体刑法学的价值和生命就在于立足中国,旨在解决中国刑事法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再次,立体刑法学反映了刑法运行的实际状况。立体刑法学着力于拓展研究视野和学术空间,把刑法现象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特征联系起来,综合运用规范解释、实证研究和哲学思辩等方法,研究刑法现象的社会制约性、刑法运行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更好地解决转型、发展和现代化、法治化进程中的中国刑法问题。

    最后,立体刑法学是打造中国特色刑法话语体系的重要抓手。与上世纪相比,当前中国涌现出许多新的犯罪,用前苏联刑法学者或者德日刑法学者所开出的“药方”无法解决。立体刑法学就要立足中国现实,从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既服务于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又面向世界发出中国刑法学的声音,使中国刑法学不至于成为无声的刑法学。

    立体刑法学的具体展开

    记者:立体刑法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刘仁文:“立体刑法学”的核心内涵是倡导刑法学研究要瞻前望后,左看右盼,上下兼顾,内外结合:

    一是前瞻犯罪学,后望行刑学。一方面,我国犯罪学还不够发达,犯罪学服务于刑法学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刑法学对犯罪学成果的自觉吸纳也还不够,需进一步加强研究。另一方面,从行刑效果反过来检视现行刑罚制度的利弊得失,是促进刑罚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只有建立科学的行刑机制,才能提高对犯罪人的改造质量,减少再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功能。

    二是左看刑事诉讼法,右盼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多年来,学界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彼此隔绝,阻碍了二者的沟通和发展。其实,刑法中的不少问题都与程序相关,如死刑执行、减刑、假释等,而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问题需要刑法来落实,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哪些案件属于“告诉才处理”,有赖于刑法来规定。而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乃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刑法既不能越过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过早地介入社会生活,也不能在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需要刑法提供保障时却到不了位。

    三是上对宪法和国际公约,下对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一方面,刑法的规定要符合宪法的规定和基本精神,刑法学研究要展开对刑法规范的合宪性审查的追问。与此同时,在刑法的规定上,要考虑与国际公约的协调。另一方面,劳动教养制度虽已废除,但一些类似劳动教养的制度还存在,如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等。从长远来看,应将一切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纳入刑法当中,并使保安处分系统化。

    四是对内加强对刑法的解释,对外重视刑法的运作环境。对内,除了要发现和指出刑法的缺陷并提出改进意见,还要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合理解释刑法,为法律的适用寻求适当的路径。对外,刑法的运作需要一套完善、顺畅的配套机制,例如要理顺刑法适用中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各个司法机关之间以及司法机构内部的关系,要注意国家在刑事政策的制定上对刑法运作的影响等。

    立体刑法学的未来走向

    记者:立体刑法学的阶段性目标和远期目标是什么?

    刘仁文:立体刑法学的阶段性目标,即当下应该做什么。我想,应以刑法为内核,与其他部门法配合,把刑法知识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来理解,以更好地发挥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而关于建立中国“大刑法典”的构想就属于立体刑法学的远期目标之一,即把治安拘留纳入刑法,把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等也纳入刑法,在刑法的法律后果上建立起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双轨制,而在刑罚里面又建立与重罪和轻罪相对应的重罪罚和轻罪罚。此外,刑法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建立等,都是立体刑法学所追求的制度层面的重要远期目标。

    记者:眼下立体刑法学需要突破哪些瓶颈性问题?

    刘仁文:目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大致有两个方面,在此列出供更多对立体刑法学感兴趣的同道研讨。

    首先,要突出刑法(学)的主体地位。立体刑法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出于不同领域(具体指宪法、犯罪学、民法、刑事诉讼法等)研习均有不同的中心,那么,应如何突出“立体刑法学”中的刑法学主体地位?在这方面,借助刑法学者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力量固然重要,但刑法学的发展毕竟主要靠刑法学人自身来完成,即使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也需要刑法学者在课题组织、话语转换、知识整合等方面发挥主体作用。这便要求刑法学者必须具备立体刑法学的视野和自觉,遗憾的是,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好。

    其次,如何看待立体刑法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有学者曾指出,在现有的立体刑法学体系中,虽然在某些具体论述中也提及刑事政策,但在理论基本构造的第一层级上没有明确刑事政策的地位。的确,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当代刑法的潮流,刑事政策能及时协调刑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顺畅刑法的运作,强化刑法的适时、有效性。刑事政策渗入刑法的研究,也有助于提升刑法体系的科学性。因此,刑事政策在立体刑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归属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思考。此外,“司法精神病学”等学科要否在立体刑法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有,应该归属何处?这些问题也有待思量。

    (详见《人民检察》2017年第15期)

(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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