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积陈重与他的法典编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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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发布时间:2017-09-08 14:20:13

    王水明

    穗积陈重是学贯东西的日本著名法学家,其学术领域涉及法理学、比较法学、民法学、立法学等诸多法学领域。其中,在立法学上,穗积陈重创作了立法学上的巨著《法典论》(李求轶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版)。该书不仅是其代表作,更是民法立法的经典著作,也是立法学的旷世之作,它概括并揭示了世界古今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律。

    《法典论》作为一部论述立法技术的专门著作,分别就法典的性质、沿革、法律家与法典编纂、非法典编纂论,法典编纂的策略,法典的体裁、法典编纂的组织,以及程序进行了论证。全书内容丰富,论述清晰,不乏经典陈述。从立法学角度而言,该书至今仍不失为扛鼎之作。

    所谓法典编纂,是指对一国法律进行分科编制而形成具有公力的法律书面之事业,或者是指将既有法令进行整理编辑而形成法典的工作,或者是将新设法令归类编纂而形成一编的法典工作。就其性质而言,法典编纂即研究一国的法律是否真正地制作出简明正确的条文,又是否是以该国人民容易知其权利义务所在的问题。追溯历史,从19世纪开始,关于法典编纂的利害得失、可否之争,学者们始终针锋相对。最终,非法典编纂论分为两种:绝对的非法典论和关系的非法典论。绝对的非法典论之所以反对制定法典,其原因大概缘于法典不能伴随社会的进步,法典不能包含法律之全部,法典不能终止单行法,法典不能终止裁判例之必要,法典编纂未必会减少诉讼等因素。

    有关法律编纂的目的,作者认为,纵观自古以来各国的立法史,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策略:一是治安策略,顾名思义,此时法律编纂的目的即在于恢复社会秩序,比如公元前594年颁布的《梭伦法典》,其作用就在于平定平民骚乱。二是守成策略,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罗马、9世纪的英国、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普鲁士国,法典编纂的目的均在于巩固基业、成就伟业。三是统一策略,其目的在于统一全国之法律,德意志法典的编纂即是典型。四是整理策略,“法律伴随社会的进步,亦愈加复杂”,因此,需要法随时变,“法令之疏密正是与社会之进步成正比例,其愈加烦杂,亦是理所当然的,此可谓是与社会进步相伴的现象。”五是更新策略,法律应伴随社会的进步,当社会出现新鲜事物、人心激变之时,立法者也需响应社会的这种新变化,进而编纂法典。

    谈及法典编制的体裁,可以分为四种:一是沿革体,纵观古今之法典,可以推定,古代的法典编制法是依法律发达之自然顺序,如将诉讼法放在法典的首位,而自《查士丁尼法典》《巴西利卡法典》问世以来,往往把宗教法以及帝王相关之法放在法典之卷首。二是编年体,即基于年月编纂的法典,这类法典的缺点是不够简明。三是韵府体,是指区分法律的规定,以之分配国字,依国字之顺序进行整列的法典。四是论理体,是指依伦理学上的分类法,加以排列法典中的条规。如果要说不依历史上的沿革而用伦理体的,或许是以公元530年查士丁尼发布的《法学阶梯》法典为始的。可以说,论理体的法典,范围最为广泛,如权利义务的性质、行为的性质、法规的轻重、实施的频率等,都属于该体裁。

    论及法典编纂的起草者,自古以来,编纂法典必须首先设置委员,协同合意起草法典,借数人之长处以集大成。有关法典编纂委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准备委员,是为了议定法典编纂委员的组织、法典的体裁顺序以及编纂的方法而设立,以德意志帝国民法编纂为例,联邦议会于1874年2月首先设立准备委员,议定法典编纂规程。二是起草委员,即任职法典的文案起草人,起草委员可以分为单独起草委员和分担起草委员,纵观各国法典编纂,采用后者居多,如《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委员为10名。需要提及的是,如果由各种不同学派组成分担起草委员,则需解决各派意见不一的问题,作者认为,解决的唯一办法是选任一名委员长,如此,法典的脉络才能贯通,法典的矛盾才能消除。三是审查委员,很显然,审查委员是为调查法典起草委员的立案定稿之草案而设置,由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法官、律师、实业家以及行政诸官省之代表者等组成,职责是提出相关意见,供编纂委员参考。四是修改委员,“法典和社会常常有相离之趋势”,因此需要设置修改委员,整理法典颁布之后的新法,修订法典。五是编纂委员长,如前所述,选任法典编纂委员长人选极为重要,作者认为,委员长“不仅要资性公平,学理明白,实务通达。且特别是在依分担起草合意定案的编纂法之时,若其委员长不能以最敏锐之判断力,总督委员之事业,最终则不能完成编纂事业,整理其草案之事务”。六是外国人委员,即将法典编纂委托给外国人完成,这种立法方式极为罕见。

    关于法典编纂的程序,作者分述如下:第一,法典编纂的规程。议定编纂规程,内容包括委员应遵守的程序,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委员长以及各委员的职务,起草、审议以及修正的程序细则。第二,法典的范围。法典编纂是为了方便行事而制定,故无须将一种法律的全部编入法典之中,因此法典编纂委员在议定编纂规程时,首先应决定法典的范围。第三,法典的主义。法典编纂委员首先要确定法律的主义,比如就民法而言,在人事编要确定是依据家族主义或者是个人主义来加以定位,在财产编要确定是依完全所有权主义或者有限所有权主义。当然,确定法典主义时,首先得确定基础主义,并与其他诸法典的主义调和一致,否则将会自相矛盾。第四,法典的本位。在法典编纂时,应先划定法典中的条规基于何种标准加以分类排列。比如将权利置于主位,义务置于客位,此为权利本位之法典,与此相反,依义务的类别编纂法典,以义务为本,以权利为末,此为义务本位的法典。纵观历史,古代法典一般以义务为本位,近代法典则以权利为本位。第五,法典的纲领。纲领可谓是法典的骨架,法典全体的结构依此而定,因此,纲领的制定必须有郑重的程序。第六,法典的文体。“法典的价值的确取决于其文章用语”,因此,法典的文章用语直接关涉法典的价值。总体而言,法典的文章用语应尽量平易、简明,使多数人能够理解;应尽量准确,以使读者解读为同一的意义。当然,法文的繁简精粗应当依法典的种类而确定。第七,法典的材料。制定法典的材料,需要经过以下顺序:收集现行法令、习惯、判例及学说,按照法典的同类法进行分类;收集作为参考的外国法,进行分类;淘汰现行法令、习惯等,删除不需要编入法典的部分;确定需要改定或新设的法规。经过以上程序,确定法典的材料之后,起草委员才能将这些确定的材料分配到各编各章,其后再分配到各条各款。第八,法文的起草。法典的起草分为单独起草和分担起草,远古的法典以单独起草居多,而德国民法草案则采取分担起草合议定案的方法。第九,草案的公布。作者认为,“在文明诸国,定会公布其草案,观其一国的舆论,法院、学校、法律家、政治家以及与法典密切相关的实业家等,特别送付给他们征求其意见。”第十,草案的改进。法典草案的改进是编纂事业最终的程序。因法典编纂事业而名垂青史者甚多,比如拿破仑就曾发出“朕以法典面对后世”的豪言壮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法典论》虽是日本法学家的著作,但其所探讨的法典编纂的立法原理亦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其中的一些思想与观点,如法律有实质与形体元素之分、法律的最高品味在于其正确、法律是治平之要具、简明法文可谓是法制主义之基本、法律最大的弊病就是文义字义模糊不清等,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先进性和合宜性。时值我国《民法总则》出台、民法典编纂也已纳入立法计划之际,重读《法典论》一书,或许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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