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马里旦:权力悖论与感性法治
我要纠错【字体: 默认 】【打印【关闭】
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发布时间:2017-09-08 14:18:25

    陈 皓

    权力的运行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内容,一方面它汇聚保护和创造的能量,另一方面它释放支配和伤害的力量。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论证权力运行的限度,国家主义者则倾向于肯定权力扩张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克服权力运行的二元悖论,成为现代法治理论的基本命题之一。法国哲学家、法学家雅克·马里旦(1882-1973)的国家学说、自然法学说对权力悖论的解答令人深思。

    对公民为国效死的沉思

    不同于战争状态下早期思想家的构建统一国家的渴望,在马里旦看来,权力的统一以及国家的产生,并不一定带来和平;当对国家的理解与民族概念混淆,以及当国家概念建立于绝对权力之上时,国家就有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力量。通过对现代国家概念的澄清,马里旦使国家权力、国家与人的关系归于正义。

    反思两次世界大战,马里旦认为,民族意识觉醒是现代历史的一个特点,但“民族国家”则是“一种不幸的混合”。《人和国家》中,马里旦详细区分了两者。民族和国家都是人类的聚合体,但两种聚合的性质不同。民族生根于自然,国家产生于理性;民族的基础是血统和习俗,国家的基础则是通过法律的社会结构和明确的政治目标。

    马里旦认为,国家秩序是更高的秩序,单靠民族集团固有的因素,不能够自动地转变为一个国家,而国家一旦存在,它就不再是民族共同体了。一旦民族逾越了它的自然界限去区分你我,就会成为自私狭隘的东西,将对本民族的爱等同于对他民族的恨,这种强烈的爱恨,推翻了各国家之间的理性秩序;而如果国家利用这种民族情绪,就会丧失对其正义基础、法律秩序的意识,用基于血统的、效忠的人际关系替代法律关系,成为一个极权国家。

    对国家绝对权力的强调,是权力产生伤害的另一原因。绝对权力主义者将国家看作一个道德上的人,认为它拥有至高权力和永恒权力。马里旦分析了建立在绝对权力之上的主权概念从布丹、霍布斯、卢梭到黑格尔的哲学来源,以及这一专制国家观念在巴洛克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十九世纪国际战争中,极权政体和父权国家中的表现。

    马里旦说,“主权概念不是真正的民主教义的一部分,并不属于真正的民主精神和哲学”,国家并非霍布斯的集体超人,也不是黑格尔的最高理性,国家“不过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它在政治体中的最高权威,因为和限于共同福利的需要”。

    因此,马里旦主张,国家要恢复自己的本性,需要将绝对权力的观念从国家概念中清除出去,将国家这一权力聚合体回归社会诸种政治体,即那些由公民自由创造的家庭、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各领域的政治体。国家不应当过分介入其他政治体的生活,更不应当在这些领域直接组织、控制或经营。国家权力应聚焦涉及维持法律、促进公共福利和公共秩序以及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域,并作为最高仲裁者和监督者,从共同福利的角度,调整那些自发的和自主的活动。

    但与自由主义者倡导那种国家工具主义不同,在马里旦看来,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不是优位的、隔离的关系,而是同一的。国家为人民服务,人民也因为公共福利和社会公正而需要国家,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建立在公民和其他政治团体自由、自发和自主的活动之中,在这一共同体中发展出正义和法律的意识,信仰和互爱的意识,马里旦提出并肯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公民“愿意为了这一共同体献出他们自己的生命”。

    现代法治国家中的这个献身者,根本不同于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那个被迫的献身者——“当君主对他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应当效死’的时候,他就应该去效死,因为正是根据这个条件,他才一直过着安全的生活,同时也因为他的生命已不再单纯地是自然的恩赐,而是国家附有条件的赠予。”

    同样,这种爱国的献身也不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那种献身。民族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但国家却能够优化一个民族,“当一个政治社会业已组成时,特别是当它具有加强真正公民友谊的上百年的经验时,它自然地会在其内部产生出一个较高等级的民族共同体”(马里旦:《人和国家》),这时,国家的共同福利和政治目标,发展了民族共同体通过历史和想象的群体凝聚和自我认知;国家的法律组织和公民友谊,发展了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忠诚和荣誉。

    对必要强制的沉思

    马里旦所说的国家权力运行的正义,与较高的公民意识、较高的自由氛围密切相关。

    国家权力产生于公民自由形成的各政治体之中,并从共同福利(既是共同生活组织包含的物资和服务,更是共同的精神、良知和美德)的角度促进这种自主、自愿、自由的氛围。但和谐总是暂时的、偶然的,矛盾总是经常的、普遍的。

    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言论自由就是想说就说,国家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干涉表达,也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强制表达;而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可能会赞同,极权国家所特有的武力镇压、鼓励告密、强迫劳动、监禁和肉体上消灭的行为,为了正当的必要的目的,可以无关正义。

    不同于两种极端立场,马里旦认为,正如健康的汁液才能结出优质的果实,政治必定是某种真正合乎道德的东西,强大与正义可以兼得,邪恶的成功不会持久,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必然自我毁灭。

    但是,权力运行的正义,并不意味着无沾染的纯洁——“政治体的许多行为方式,例如国家使用强制力(在反对非正义侵略者的绝对必要场合下甚至使用战争手段),使用情报机关和那些决不应当使人们堕落但又不得不利用已经堕落的人们的方法,使用那些决不应当侵犯人们的人权但又不得不粗暴对待他们的警察方法,还有许多对个人来说,会受谴责的自私自利和自作主张,法律容忍的某些坏事,容许保留长时期以前所得的孽财(因为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和重要关系,已经在那些孽财中注入了新产生的权利)……”

    现代法治可以承认这些手段,但关键在于,给权力手段建立一个等级体系,这些必要的权力手段最终应当符合“不愧为人所采用的,并追求一个不愧为人所追求的目的”,“能体现出关系到共同福利实质的那种正义”。(马里旦:《人和国家》)

    因此,在民主国家,人与国家、权利与权力是相互控制的关系。人民采用选举、言论、压力集团等方式控制政府;同样,国家权力也可以基于必要,对人的权利予以强制。

    人的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都是自然法的要求,以人的本性本身为依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天然地就拒绝任何限制,或者它们是无限权利。马里旦区分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后者要服从正义在每一场合下所规定的条件和限制。“如果我们可以公正地将一个犯人判处死刑,这是因为他通过犯罪已使自己丧失了权利,他在道德上使自己同人类共同体割裂开了。”(马里旦:《人和国家》)但问题是,何为必要?如何限制?

    以言论自由为例,马里旦认为,用防疫和镇压措施同思想作斗争是无用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手段比单纯限制自由更为有效。比如,这种手段可以源于自下而上的舆论的力量,而非自上而下的管控。通过自下而上的舆论,团结读者和听众,团结作者和演讲者,使用公共意识和舆论的压力自发地、稳固地建立政治国家的精神,强大到足以使政治异端者失去领导地位……但与此同时,马里旦强调,一个民主国家应当懂得,“人的主观的内在精力、理性和良知乃是政治生活的最有价值的动力”,也应当懂得,“任何对言论自由的直接限制,纵然在某些必要场合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是确保政治体在防卫自由、共同宪章和共同道德观方面的最坏的方式”,“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国家可以要求一个数学家教授数学,要求一个哲学家教授哲学。这些都是共同体的职能。但是国家却不可以强迫一个哲学家或数学家教授特定的哲学理论或数学理论。因为这些事物只取决于真理。”

    对理性之治的沉思

    权力二元悖论的原因在于传统法治理论的理性视角。古典自由主义者捍卫的个体理性的自洽、国家主义者对集体的物质福利和公共安全的过分关心,造成了人和国家的对立,因而建立于理性之上的法律规范在现实中的适用,经常面对类似的价值选择。但在马里旦对人和国家的感性理解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克服现代法治二元悖论的线索。

    马里旦说,人首先是一个人,但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眼中的孤独的人、自爱的人、自负的人,人有理性,也有逐渐领悟自然法则的禀赋能力,但人不是自洽的,他受制于身体需要、无知、自私和本能;同时,他还必须在家庭中生活,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分子。

    马里旦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说,因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要过政治的生活,所以人必须在群体中赢得自己的人格和自由,通过国家和其他政治体去认识自我和他人——

    “在对巨大灾难的共同悲痛中,在耻辱和痛苦中,在行刑者的击打或者在全面战争的轰炸中,在集中营中,在大城市饥民肮脏的小屋里,在所有共同的迫切需要中,独居的大门打开了,人就认识了人。当瞬间美妙欢快或者伟大爱怜的甜蜜擦亮他的眼睛,他也认识了人……”(《马里旦:自然法的现代复归》)

    人与人的共同生活,起初源于战争和强权逼迫,正如罗马帝国在征服地留下罗马士兵在那里安家落户,但是现代国家,在马里旦眼中,一切权力、一切政治体和一切法,应源于并回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友爱。马里旦把这种爱赋予了他的天主教信仰的色彩。

    他认为,人法分享上帝的永恒法和神对人类的爱,而人对自身,对社会和政治法则的应然状态,对公民友爱的理解,并不是可以全然明确的,它是不成文法,随着人类良善趋向和禀赋知识(而非理性)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和趋于完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仇恨、绝对权力主义的贪婪和侵犯性以及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自恋,都是公民友爱的对立面。

    马里旦的公民友爱的理论根基,存在于他对中世纪经院神学家、法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理论的复兴和发展。这种凝聚和调整人类社会关系的法则,不是人的理性发现的规范和秩序,而是客观存在的、随人类社会的演进逐渐被人领悟的应然,它是并应当成为实在法的标准和指南。

    尽管人们总是批评自然法的“天真浪漫”“不切实际”,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国家、现代法治的产生,正建立在这些“天真浪漫”“不切实际”的思想之上。

    1944年至1948年,马里旦被任命为法国驻梵蒂冈大使,他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其中包括起草《联合国人权宣言》。超越分歧并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全人类的爱的联合,马里旦所主张的人权、民主宪章、永久和平以及世界政府的想象已经部分地成为了现实。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奚天宝)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