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议测囚时刻的法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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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发布时间:2017-09-01 14:25:01

    朱会良

    (一)

    南北朝时期,梁朝创立了讯囚的“测囚之法”,陈朝沿用此法。按照梁朝旧律,对囚犯审问的办法是,每天上刑一次,“起自晡鼓,尽于二更”。即开始于下午三时到五时,结束于夜里九时到十一时。

    据《陈书·沈洙传》记载,等到陈朝比部郎范泉修改律令时,认为该项法律审问囚犯的时间太长,不是平常人所能忍受的,所以审案的时候,应该规定一定的时间,到第二天再审理。

    廷尉认为范泉制定的新制太轻,请求召集八座丞郎及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会于尚书省详加议定。当时高宗陈顼(即后来的陈宣帝)为录尚书,集聚众人议之。

    都官尚书周弘正说:“不知狱中所要审问的人,有几个人招供?几个人不招供?必须事前责令取得人名及数量连同其罪名,然后再集议。”

    廷尉监沈仲由则陈述说,根据统计,另行制定新制以后,有寿羽儿一人犯杀寿慧罪,刘磊渴等八人犯偷马仗家口渡江北上罪,依法测之,到了结束的时间也未招供;刘道朔犯了七七改服辱亲罪,依法测定,前后二日才招供;陈法满犯受派遣而藏物、阿曲法律接受贿钱罪,没等上测刑便招供了。

    周弘正对此评论说:“凡是各种各样的案件,必当以情理论之,审判官员应当依辞、色、气、耳、目五听之法来审案,验证其虚实,岂能全靠拷打来断案?况且审问犯人乃是因时而行,本非古制,近代以来,方有此法。起自申时,终于二更,岂是常人所能忍受?所以囚犯在重刑之下,长久地处在危惧之中,没有人不服罪的,而且被诬陷冤枉者居多。早晚二次,以同等刻数,时间相同,交替而审问,应该是比较恰当的。如果说比先前之时间略有缩短,以致犯实罪之人不肯招认,如再将时间延长,难道就没有妄乱之招供了吗?况且人的忍受能力,既然有强有弱,各人之立志,本来也是多种多样。至于有贯高(汉高祖七年,有人告发赵王谋反,刘邦便把赵王及其丞相贯高一同逮捕,审问时帮掠数千,贯高坚不改口,刘邦对贯高的忠贞很赞赏,就赦免了赵王)受榜、笞、刺等诸刑而体无完肤,戴就(东汉时,戴就在会稽郡作仓曹掾,扬州刺史欧阳参弹劾太守成公浮犯有贪污罪,派部员薛安检查仓库账簿,企图寻找成公浮的罪证,薛安逮捕戴就,严刑拷打,把烧红的针刺到其指甲里,戴就大义凛然,薛安被戴就的气节感动,就撤销了原案)的双手所受熏针之刑均用至极点,仍是矢志不移。这样的案例,岂是关涉审问时间之长短、测立审问手段之优劣的问题吗?”他认为:“与杀不辜,宁失不经,罪疑惟轻,古圣垂法。”应该依照范泉所定之制,于事方为允当。

    舍人盛权议曰:“比部范泉之新制,尚书周弘正明确之意见,均合于《虞书》有疑之罪惟从其轻的意旨,也合于《殷颂》区别对待以治陈书其罪的做法。经查自廷尉监沈仲由等列出新制以后,计有案件十一人次,其所测共十人,招供者只有一人。我认为犯罪之囚犯,审判官应明加辨析,穷根究底地考查其事理。如罪行有可疑之处,自然应开审加以评判,以能够不滥用测刑为幸;如果罪行确有实证,便可开审给以测立;这样就能使屈直分判,用刑与宽宥有法可依。范泉现今上书陈述《汉律》,说是‘死罪与削除名籍,罪证明白无误,拷掠已至极点,仍然抵赖隐瞒不肯服罪者,判断时应列上这一笔’。杜预注云‘处当,证验明白之状,列入其抵赖隐瞒之意’。我认为旧制苛刻严酷,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不招供,新制宽松和缓,十个倒有九个不招供,将两种文律加以汇总比较,宽与猛差异实在太大,判决时列上一笔,这一点迄今未见改革。我认为应于典章法规中,再详述‘处当列上’之文。”

    沈洙议曰:“夜间审问计算时间工具,缓与急、快与慢容易作假,再加上用白天的计时工具,使用起来要合理一些。我希望陛下废除深夜计算时间的工具,采用白天的计时工具,小心考察古今审案的不同做法,参考夜测和昼漏的特点,抛弃秋冬两季审问时间短的做法,保留夏天审问时间长这样的做法,不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应该按照夏至这天时间,把早晨和晚上审问时间,各自分十七刻。和古代计时相比,那么白天的时间比从前多四刻,但是用今天的计时工具,那么冬至的时间比从前多了五刻。虽然冬至时间短,几刻就到了晚上,可是正是由于这个季节白天短,所以审案、办案才不会拖延。这样罪犯也不会因为时间短而坚持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囚犯也不会因为是在晚上审问就诬陷别人,所以还是应该按照范泉以前制定的律令执行。”

    左丞宗元饶也赞同沈洙之议,指出,“窃寻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兼斟酌其佳,以会优剧”,并“牒请写还删定曹详议改前制”。

    当时担任录尚书事并主持讨论的陈宣帝认为:“沈长史议得中。”并根据沈洙的意见对“测立之制”进行改革,完善了该制度。

    (二)

    在朝堂之上对审问囚犯所用时间进行议论,体现了古人以仁为本的精神。孔子认为,仁是人自身的本质规定,表现为“仁者人也”和“仁者爱人”两个方面。以仁为本就是用“仁性”定义“人性”,人性与物性有相同的一面,但是这不能定义人的尊严,也不能支撑人为万物之灵的圣神性。只有用“仁”定义“人”,人才能够称其为社会之人、道德之人和政治之人。

    《史记·滑稽传》记载,“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对测囚时刻的修改,体现了刑狱测囚从轻、从宽的原则,测囚时刻的改革就是将儒家的“忠恕之道”、“仁义中庸之道”体现在测囚的实际操作之中。不仅如此,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在《论语·里仁》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测囚改革也是高尚的执政者施行仁德之举。

    对于朝议测囚时刻的不同观点,不论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都具有执法守正的精神,都有各自的道理。守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认为从政当以守正为要。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讲:“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强调要恪守正道。

    “正”者,大道也。既包含道德操守,又包含客观规律,还包含正确理论。按照古代的狱讼制度审案,可能会因为审理的时间过长,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刑讯与“五听”常被视为得“情实”的两种对立手段。通过“五听”的情态观察,来判定“情实”的真伪。而刑讯却是以折磨、拷问的方式,通过制造肉体或精神的极度痛苦而强力逼迫出“情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测囚时刻的争辩即是对刑讯手段的限制,而本身即是仁爱、德性的一种体现。

    古时候,刑讯常常使受讯供者陷入进退维谷之地: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后,被宣告无罪释放。但不管哪一种情形,都会使获得“情实”的目标更难实现。这个问题早已被历代立法者所察觉,因此,历代法律都曾对刑讯手段采取了一些限制,以尽量避免造成屈打成招的恶果。

    而今,我们的法官作为公平正义的化身,汇司法观念宗旨于心,聚国家审判权于手,集民众殷殷期盼于身,必须以仁义为本,以守正为要。尤其是在当前司法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的现实环境下,法官要时刻保持“仁义”之心,言守正、行守正、心守正,强化服务之心,彰显司法之美,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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