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法的私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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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发布时间:2017-08-18 10:43:49

    康民德

    古代蒙古法制结合其民族历史发展与演进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约孙”为隐义内容的习惯法、以“札撒”为表征体现的成文法典、以政教合一为实施形态的律令格例、以因俗而治为法制彰显的主从条令四个时期。

    古代蒙古社会由氏族部落的公有制向伴随手工业发展、产生初步分工所促成的交换贸易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为私有制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私有制出现后,与其相衔接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应运而生。法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更深受私有制理念的波及影响,并促进其间社会与民生权利的保障与弘扬。

    习惯法情境中的私权观念

    公元八世纪前的蒙古民族是一支被称为“蒙兀室韦”的部落,居住在额尔古涅昆的山林中,过着以狩猎为主的半定居生活。至八世纪中叶,该部落迁徙到蒙古高原不儿罕合剌敦山(肯特山)一带的广阔天然大牧场,蒙古民族也进入游牧经济时期。生产力的低下,生活环境的恶劣,蒙古游牧民以集体游牧(古列延)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共同迁徙和躲避战乱或协力抗击敌人。部落首领依靠“约孙”决断内部生发的是非曲直,约孙意为道理、习惯、习俗、礼仪等,包含着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习惯和行为习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实践指引,具有极高的民间权威性。此一时期,私权观念更多体现为对立于外界领域,约孙制度中的“氏族血亲复仇制”将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复仇,视为世代相传的义务,亦是从根本上维护部族群体的私权利。

    蒙古民族的孩子在其出生后不久,要举行“剪生时带来的头发”仪式,盛情邀请亲戚朋友前来参加,来宾和父母会把孩子的头发剪下来,每人再给孩子一些礼物,如骆驼、牛、羊、马等牲畜及其他物品等,这些均将被作为孩子的私有财产受到保护,即便其成年分家或成家后离婚,该项财产别人亦无权分割。所以幼子又被呼为斡赤斤,蒙古语意为“守灶者”,这也就是蒙古民族约孙制度中的“家庭主要财产幼子继承制”,同样折射出一种私权观念。研究者普遍认为,蒙古民族早期的幼子继承权产生,多是由于诸子年长后先后分居另立家庭,父母通常由幼子赡养,故幼子享有较多的财产继承权,父母私权的保障也是此类制度形成的渊源。

    随着蒙古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牲畜头数日渐增加,生产物的剩余促进了交换贸易的繁荣,据《元朝秘史》记录,成吉思汗第十一世祖朵奔蔑儿干外出路遇一个贫穷的人,将一只鹿腿给了那人,换来其子到家里被使唤。交换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在蒙古诸部统一后,与他族贸易往来的不断增加,并逐步开始使用他族的货币,“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也随之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物质的富足,家庭个体有可能、有力量脱离对集体的依赖,私产与私权的盛行,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法制滥觞,家庭内部产生的财产继承关系,充分反映出私有和继承关系的发展,甚至出现因家财导致家庭分裂。《元史》中即有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尔因“诸兄分家赀不及之”,“恼恨四兄”的记载。遗嘱制度也发展起来,《元朝秘史》载: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母阿兰豁阿生前曾聚集五个儿子,要求他们齐心协力维持家业,“兄弟要同心,如五只箭杆束于一处,如何容易折断?”私权观念的出现,也直接刺激了人的贪欲滋生,对他人财产的觊觎,使蒙古民族内部盗抢等社会现象随之出现,诸部统一不久,为保护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制定了法律制度,《元朝秘史》中即有“如有盗贼诈伪的事……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的记载。

    成文法典确立的私权维护

    成吉思汗统治的大蒙古国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已从游牧畜牧业经济步入传统畜牧业阶段,人们的生产生活有了明确的政策和法制规定,并出现了赋税法和专职断事审判制度等,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各宗派之教师教士贫民医师,以及其他学者,悉皆豁免赋役。”成吉思汗统治时期,他非常尊重有学问的人,对他们有着特殊的规定,给予了免征赋税、免服兵役和驿役的权利,这也是一种私权保障。

    大蒙古国实行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的原则,司法权则授予专职札鲁忽赤行使,如《蒙古秘史》中所言:“举国之内的惩盗除奸,断明是非等由你掌管。论死、论罚由你决断。”该制度的建立实现了蒙古民族长期以来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的转变,使出现的纠纷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更是实质意义上对于民众私权利的有力法律保障。成吉思汗所制定《大札撒》中关涉经济法的内容,强化对私产的保护,如禁止拾遗和偷盗,盗马者除必须赔偿外,并课以罚金,不能缴纳罚金者处死。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出现和加强,在成吉思汗的札撒训言中,蒙古汗、那颜等贵族群体的私权神圣不可侵犯,《大札撒》也充分维护业已形成的尊卑、贵贱、主从关系。黄金家族成员违背《大札撒》规定,一般只是告诫或略施惩戒,严重者直至流放而已;成吉思汗近身侍卫——怯薛军的惩罚也与普通军士不同,初次违反纪律者鞭刑三下,再犯者鞭刑七下,第三次则鞭刑三十七下,仍不悔改则处以流放之刑。

    此理义也延伸到军事法领域方面,《多桑蒙古史》记载有“其在战中拾得衣物或兵械而不归还其主者……并处死刑,”从而对战争的同盟者、战友私权利给予充分的保障,蒙古民族遵信守诺的良好品行得以突显,坚决禁止战争环境中己方相互掠夺、相互侵占的行为。

    奴隶也成为富足尊贵者的私产而被加以保护,奴隶被当做可以由主人随意处置的物品,《大札撒》中将收留奴隶与拾到他人财物放在一起做出规定:“收留逃奴的或拾到财物不归还的,处死刑。”成吉思汗历来反对酗酒,但针对蒙古民族在特殊的生产劳动环境中形成的爱好喝酒习俗,成吉思汗认识到酗酒之风势必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时,也以札撒训言形式对饮酒的私权予以保障,即“如果无法制止饮酒,一个人每月可饱饮三次。”成吉思汗还将宗教信仰视为一种私权利而作立法保护:“干预任何教派的自由,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犯罪。”英国人道森在其《出使蒙古记》中记录了大蒙古国的法令规定:“一切宗教都应该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该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

    政教合一时期的私权法制

    1271年,大元王朝建立。元世祖忽必烈采取的是蒙、汉、藏分治方式,他制定了具有元朝国家治理体制纲领性质的《十善福经教正典》,并明确推行政教并行的政权统治模式。

    在元王朝建立之前的1254年,忽必烈即在给吐蕃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喇嘛的《优礼僧人书》中表明皈依佛法,建立起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并保证八思巴居住的后藏地区寺院和僧人不受任何侵犯;元王朝皇帝与法王国师地位平等、各执其政。

    至北元阿拉坦汗时期,依旧在政权统治上效仿世祖忽必烈,推行、沿袭政教平行制度,颁行《阿拉坦汗法典》同时,制定颁布《十善福经教之法》,在《阿拉坦汗法典》序言中规定:“而今之政教二法规,佛教戒规之帛结如不坏金刚,时间法律如牛軛大金山,遍及广大国土的政教二法规之中,法律系统中之大小法律条款都是按照怎样妥当就怎样制定,汝等作了蒙古四十部落之首领,尔等五首领及一切大、小鄂托克应铭记于心,倘若不铭记或排斥、藐视之,则必将按照阎魔狱主之指令,以政教二法规严厉制裁。故一切人都要明确地铭记在心。要知道,不真正顺应政教二法规而自行其是者,无不变作罗刹女的眷属,必将永久镇压。”《十善福经教之法》中则规定:“依照昔日法王帕克巴喇嘛之制,凡四项僧尼免其从征、从猎、服役、纳税之差徭,并立政教二道。”体现在赋税徭役方面对于僧尼群体私权的保护,由此也引发大量蒙古男子出家为僧,僧侣成为当时法律地位上高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新的特权集团。喀尔喀的阿巴泰汗所制定《喀尔喀七旗法典》(俗称《白桦法典》)中也有诸如“禁止侵犯寺庙”的规定:“汉人若侵犯寺庙,七和硕(诺颜)则一同追究此事。哈拉抽人若侵犯寺庙,杀其身,夺其牲畜。”

    在元朝还专门制定有不兰奚制度,作为一种遗失物管理制度,以保障失主的财物私有权,专设了“不兰奚赤”这一官职,即“指定看管丢失牲畜的人”。《马可波罗行纪》对不兰奚赤有更为详细的描述:君主之鸟,爪上各悬一小牌,以便识认。诸男爵之鸟亦然,牌上勒鸟主同打捕鹰人之名,鸟如为人所得,立即归还其主,如不认识其主,则持交一男爵名不剌儿忽赤者,此言保管无主之物者也。盖若有人拾得一剑一马一鸟或一别物而不认识其主者,立以此物付此男爵保管之。若拾得者不立时交出,则由此男爵惩罚,失物者亦赴此男爵处求之,如有此物,立时还付其人。此男爵常位于众人易见之处,立其旌旗,俾拾物及失物者易见,而使凡失物皆得还原主。

    元朝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对此四等人在私权利保护方面也是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任职上不平等、科举考试上不平等、刑罚处置上不平等。至元九年(1272年),元朝统治者就颁布了“禁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对汉人“严加禁约”。后又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违者严行断罚。汉人盗窃予以刺字惩处,“审囚官辄将蒙古人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将已刺之字去之”,“诸色目人犯盗,免刺科罪”。汉人入狱“昼则带镣居役,夜则入囚牢房”,囚粮由“亲属供给”;而蒙古人触犯死罪“监禁依常法,有司毋得拷掠,仍日给饮食”。法律又规定:“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是以立法的形式公开其倾向性以保障蒙古人违背常情常理的私权利。

    因俗而治背景下的私权彰显

    在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过程中,基于辖下领土多民族不同的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法制形态、社会生活习俗,对于承认并依附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地区多会给予其一定的政治、法律自治权,即为“因俗而治”。特别至清代,对于蒙古地区秉持总的施政策略为“所谓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者,盖怀柔驾驭之道,即于是寓焉矣”。蒙古各部相继归附后,清廷对蒙古的政治、经济、法制及宗教等进行了一系列整治,康熙六年(1667年)颁布《蒙古律例》,后经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朝不断修订,与其它规定合编《理藩院则例》,详细规定了蒙古地区的司法规范、刑法等方面内容。承认蒙古王公贵族一定的自治权,维护他们传统的特权。“以罚代刑”是蒙古刑罚的重要特点之一,清廷立法表现出因俗制宜特点,延续了旧有的“罚牲”规定:“罚罪之九数,乃马二匹、犍牛二双、乳牛二双、三岁牛二双、两岁牛一双;五数则犍牛一双、乳牛一双、三岁牛一双、两岁牛二双。1636年漠南蒙古归降清廷后,喀尔喀和卫拉特蒙古各部于1640年在塔尔巴哈台会盟并制定了《卫拉特法典》,其中依然保留了对于寺庙僧众的私权保护,如杀掠、抢劫寺庙喇嘛所属爱马克(亲族集团结合),罚铠甲百领、驼百峰、马千匹,按伊克黑卜(意为蒙古大汗的“大习惯法”)处理;喇嘛有权向近亲同族者征收牲畜,向平民征收财产。

    蒙古民族尤为重视人格尊严,《卫拉特法典》中规定了严禁侮辱王公、严禁侮辱普通官吏、严禁侮辱僧侣,同时规定对于辱骂他人者罚马一匹。《卫拉特法典》规定父母错打儿女或公婆打儿媳都是犯法行为,“父母错打儿女,大打者罚一九;中打罚一五;小打罚马一匹。父亲打儿媳,大打罚二九;中打罚一九;小打罚一五”。这依法保护了儿童妇女的私权利。

    在《卫拉特法典》之前的蒙古法典中均未见关于债务权利的保护,该法首开先河做出规定:“有关债务,要与证人去三次索要,讨要前要向收楞格(税收官员)报告,如收楞格偏袒欠债人不予偿还,罚其乘马。如不报告而讨债,废除此债务。它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中对于侵犯财产私权的盗抢之罪都给予严惩:“凡有聚众执持弓矢军器,及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确,及昏夜持火涂脸入室,搜掠财物,实有杀人放火各重情者,不分首从,皆斩立决,枭首示众。而寻常劫盗之案,为首斩决,为从发烟瘴地方。”“偷盗临幸围场营盘马匹五匹以上者,不分蒙古民人拟绞立决示众;三匹以上者,签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一二匹者发湖广福建江西浙江江南等省俱交驿站分发当差著伍。从犯各减一等。”

    《喀尔喀法典》中有“抢水”一罪:“某人掘一新井或清理(旧井),而另一人抢水者,罚三岁马一匹。但若此人让自己牲畜饮毕水后,不给(他人用)水,也罚一马。不给饮水者乘骑之马,罚三岁羊一只。明知故犯,弄脏水者,罚三岁牛、马各一,牛交归证人。”还有殴打妇女致其堕胎一罪“有按照其怀胎月数,每月罚九畜”之规定,继承了《大札撒》传统,特别保护孕妇和胎儿的权益。

    《理藩院则例》中确立的侵犯人身罪规定,管旗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故意将人鞭殴致死,“系家奴,罚俸一年;系闲散属下人,罚俸二年;系旗下官员、披甲,罚俸三年。致死闲散王、公、台吉名下者,罪同,仍各罚三九牲畜,给付死者之家,其妻子兄弟一并遣赴别旗,听其自便。”而对“奴杀家主”则“凌迟处死”,极力维护奴隶主的私权利,而对奴隶治罪又是极为严苛的。

    古代蒙古法制传统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法制文明的杰出代表,在私权利的法律保障方面,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法制文明的法律传统比较而言,受特定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情境等因素影响,其法制思想与司法实践是具独特体现的异质法文化。它是伴随着蒙古民族漫长的游牧文明进步历程,从法律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和生发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民族法制体系,并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借鉴吸收中原汉族法律传统中的有益因子,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最终融合为中华法制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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