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的罪名分类标准
——以“六赃”“七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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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发布时间:2017-08-18 10:41:43

    沈玮玮

    唐律对“六赃”与“七杀”的规定可谓轻重有度,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律文的灵活性,同总则性的“举重明轻,举轻明重”之条款相得益彰。同时,相关律文简明易懂,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国家意识与庶民观念的一致性,体现了唐律对罪名分类标准的独特认识,代表了传统中国立法和司法的实用主义特点,为唐律赢得了“得古今之平”的美誉。

    赃罪的分类标准

    据《唐律疏议·名例律》“以赃入罪”条议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六赃”指的是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抢劫罪、盗窃罪、贪污贿赂罪的统称。

    “王者之政,莫急于贼盗。”《唐律疏议·贼盗律》又进一步将盗罪细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强盗是“以威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窃盗是为“公取窃取皆为盗”。议曰:“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皆名为盗。”由此可见,二者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运用了暴力手段。强盗是指使用暴力或致人失去意识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即使不得财,也要徒两年。持凶器得财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而窃盗更侧重以秘密手段而非以是否盗得财物为处刑标准。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五十匹,处加役流刑,处罚较强盗轻。

    其他的赃罪基本与现代刑法的贪污贿赂罪相似。据《唐律疏议·职制律》载,受财枉法是指“受有事人财而为曲法处断者,为枉法赃”。“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受财不枉法是指“虽受有事人财,处断不为曲法者,为不枉法贩”。“诸监临主司受财而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议曰:“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受所监临财物是指官吏在辖区内收受财物。“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唐律疏议·杂律》“坐赃致罪者”条议曰:“然坐赃者,谓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而罪由此赃,故名坐赃致罪。”据此,坐赃主要是指其他官吏或一般人非因职务原因而收受财物,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是前面三类赃罪之外的兜底条款。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与坐赃是以不同的犯罪主体来区分的。而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的区别在于犯罪性质上的差别,即前者收钱办事,后者收钱不办事。此外,受所监临可以根据收受财物的手段,分为乞取、强乞取、恐吓取人财物等;根据收取财产利益与非财产利益则又分为监临受供馈、役使所监临、监临娶所监临女等。

    整体而言,“六赃”是指与经济关联的犯罪,唐律将一切具有“赃”之特征的经济犯罪统一称为“六赃”,廓清了此前纷繁杂呈的各色经济犯罪以及混乱不一的罪名。但仔细来看,“六赃”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可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中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的犯罪主体为官吏,主要是为了惩治官吏贪污贿赂的行为。强盗、窃盗、坐赃则针对一切犯罪主体,是对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财物的行为进行惩处,其刑罚轻重有别,规定细致。“六赃”虽将与经济有关的犯罪予以囊括,但内部的关联性并不强,此种列举式的立法技术的最大缺点是,并不能达到囊括全部经济犯罪的目的。

    不过,正是因为其混乱不一的分类标准才增大了法律所适用的范围。“六赃”各罪刑罚轻重不一,适用主体范围有大有小,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变通性。此外,虽然其罪名分类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没有标准本身就是传统刑事立法的一个特征和标准,便于在“法无明文规定”时适用“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唐代尚未完全践行“罪刑法定”的思想,因为在唐人看来,唐律并非单纯是刑律,而是一部国家基本法典,所以唐人不可能在律典中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他们只能在“经”与“权”之间把控平衡,这就是“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原则的重要作用。

    另外,唐律对赃罪的定性与类型把握比较符合民众的感知度,凡是百姓依“常识”认为属于犯罪利益的“赃”都会被纳入到律典中,并不局限于现行刑法所圈定的贪污贿赂罪客体的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也都在律文的规定之内,方便了大众对律文律义的把握。例如“监守内奸”与“娶所监临”。唐律规定:“监临主守于监守内奸者,加奸罪一等,……妇女以凡奸论。”明代学者雷梦麟对该规定进行了立法目的上的解释:“有监临之意,而奸之,是倚势而为奸者也。妇女以凡奸论是以妇女也未免有乐纵之意。”唐律进一步规定:“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明律对此补充道:“若监临官娶为事人妻妾及女为妻妾者,杖一百,女家并同罪。”再如,关于礼尚往来与吃喝请托。唐律规定:“诸监临之官受猪羊供馔,坐赃论。注曰:非生者。”疏议曰:“举猪羊为例,自余禽兽之类皆是。其有酒食瓜果之类而受之,亦同供馔之类。”明律则更加细致地规定,若接受所部内馈赠的土产礼物,“受者,笞四十。若因事而受者,计赃,以不枉法论。”据此看来,对日常的礼尚往来和婚配自由,唐律明律皆作为犯罪利益。由此可见,但凡在庶民大众看来有利用权力之嫌而获得的各种利益,都可能成为科刑的依据。只不过,利益分大小,有“计赃论罪”和“不计赃论罪”之分。同时,只有如此细致才能达到《唐律疏议·名例律》所规定的要求,即:“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除此之外,《唐律疏议·名例律》还对准枉法论、准盗论、以枉法论、以盗论等构成及概念做了详尽的规定,以便对于贪污贿赂行为更好地进行类推定罪。

    总之,“六赃”虽然看似没有现代刑法的统一分类标准,但能够形成自洽的刑罚适用原则,即便于官员类推适用,又便于大众理解掌握,体现了中国立法和司法传统“接地气”的实用主义特征,这一点在“七杀”的规定上亦得到了具体体现。

    杀人罪的分类标准

    唐律根据犯罪人主观意图由强到弱对“六杀”进行了细化,分为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此后有学者认为还存在“劫杀”这种第七类杀人行为。《唐律疏议·贼盗律》“谋杀人”条议曰:“谋杀人者,谓二人以上”,即谋杀的典型形态为两人以上的共同杀人,同时对谋杀的另一种特殊形态也做了规定:“若事已彰露,欲杀不虚,虽独一人,亦同二人谋法。”由于谋杀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唐律更加强调谋杀的犯罪主观方面,对于犯意明显的“独谋杀人”可视为谋杀。《唐律疏议·斗讼律》“斗殴杀人”条议曰:“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以刃及故杀者,谓斗而用刃,即有害心;及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故杀’:各合斩罪。”根据以上规定可以推断,故杀之“故”是“杀伤之害心”的意思,可等同于现代刑法理论的直接故意。事实上,唐律对故杀的概括性描述仅为“故杀人者,斩”,列举式的描述较多且分散于贼盗、斗讼、诈伪等篇目中。斗杀的成立必须是犯罪者“无杀心”,即行为人对犯罪对象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相当于现代犯罪理论的间接故意。故杀与斗杀虽然以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来区分,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如谋杀的特殊形态与故杀就存在交叉的可能性。而劫杀作为“谋叛掠人”的加重情节,与谋杀、故杀在主观意图上较为一致,因此,故杀可以视为劫杀和谋杀的兜底。

    戏杀是指“以力共戏,因而杀伤人”,即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死亡,双方行为人对共同的行为及危险结果存在共同的认识。戏杀根据危险程度进一步分为普通戏杀和危险戏杀,《唐律疏议·斗讼律》“戏杀伤人”条议曰:“诸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虽和,以刃,若乘高、履危、入水中,以故相杀伤者,唯减一等。……”可见,对于行为人可预见危险却放任其发生的情形,唐律给予了重于一般戏杀的刑罚。误杀是指行为人由于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相符而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主观恶性介于戏杀与过失杀之间。根据犯罪行为的起因,误杀可以被细分为误杀被劫之囚、因盗而误杀、斗殴而误杀等;根据对象,误杀可以被分为误杀尊长、误杀卑幼、误杀旁人等。过失杀是指行为人无杀人之意而致他人死亡,包括意外致他人死亡与轻微过失致他人死亡,主观上对他人死亡结果的态度不是希望或放任,或者行为人没有预见到其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这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意在“七杀”中最低。

    现行刑法将杀人行为分为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其中,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两种主观心态皆归于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故意杀人罪,对应的刑罚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将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归于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过失致人死亡,对应的刑罚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具体属于何种故意或者过失,条文并未明显区分,只能由裁判者依具体案情予以认定,并根据犯罪情节在法定刑区间内进行量刑。因而,笔者认为,现行刑法相对唐律“七杀”似乎较为简化,只是分为故意杀人与过失杀人,给了审判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若将唐律与现行刑法相比,谋杀与故杀可视为直接故意,斗杀可视为间接故意,劫杀可视为故意,戏杀可视为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误杀可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过失杀可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或是意外事件。“七杀”虽与现代刑法有相似之处,却并不能完全套用,因为唐律所规定的某些杀人行为同时包含有故意与过失(例如戏杀)。该罪就综合了主观心态与特定的客观方面,无法严格按照现代刑法理论进行清晰地界定。

    就此而言,对于杀人罪,唐律规定了更为复杂的“七杀”,混杂了多个分类标准。比如,从主观意图上可分为故杀和过失杀,从客观环境上可分为斗杀、戏杀与劫杀,罪名繁杂,且相互交叉,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混淆,让具体的司法者难以把握。但这种杞人忧天的担忧很可能是多余的,因为,此种分类标准并非是没有逻辑而为。

    一方面,对于“七杀”,唐律有十分详细的规定。以谋杀罪为例,唐代针对谋杀的立法相当缜密完备。按其结果,谋杀可分为“谋而未行”“谋而已伤”“谋而已杀”。比如:夫杀妻、妻杀妾,谋而未行,判处徒刑三年;谋而已伤,流放三千里;谋而已杀,判处斩刑。而夫杀妾,谋而未行,判处徒刑两年;谋而已伤,判处徒刑两年半;谋而已杀,判处徒刑三年。同样是杀人,身份不同,刑罚则不同。

    另一方面,“七杀”之间的界限虽然并非清晰分明,但并不会完全重合。其一,虽然故杀与谋杀比较接近,但故杀并不一定是谋杀,谋杀必须建立在“谋”与“议”的基础上。且谋杀包括合伙作案,故杀通常的犯罪主体只指向一人;其二,误杀与过失杀虽存在交集,但并非完全一致。例如意外事件都归入到过失杀之中。

    因此,“七杀”与“六赃”在立法标准上基本一致,即通过尽可能详细的列举方式,将轻重不一、场合不同、标准有别的各种罪名皆被归入“七杀”。以看似无统一标准的立法列举作为裁判依据,使裁判者能够较为便利地适用法律,尤其是在法无明文规定时,能够“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以不变应万变。并且,这种“轻重相举”的自由裁量,相较于现行刑法,反倒能够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至于失控,更为理性和实用。

    唐律罪名分类标准的特质及意义

    尽管唐律对侵害财产和侵害人身的各类犯罪进行了区分,但在罪名的分类标准上并不统一,且罪名内部关联性并不高。这一现象由中国传统立法技术和司法适用的特点所致,即通过列举常见的犯罪种类,来适用类推原则:“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此外,随着货币交易的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国家对于百姓和官吏的控制,以及对社会运行的干预超过唐代之前的任何时期。因此,唐律的罪名分类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区分、对不同犯罪对象身份的区别、对受害人身份的区分以及对同类犯罪主观恶性强弱差别的划分等,都体现出了比此前更为“客观具体化”的特点。

    除了便于量刑之外,唐律的这种罪名分类标准还能极大地方便普罗大众对律文律义的掌握,体现了唐律贴近日常生活,“一准乎礼”的主旨和追求。如果据此理解的话,“礼”指的就是庶民大众日常行用的生活规则。如此,才能使唐律得到最为广泛的普及和普遍的遵守。

    不过,以“六赃”与“七杀”为代表的唐律罪名分类,所区别、明确、认同与维护的依旧是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使“尊卑贵贱,等数不同,刑名轻重,粲然有别”,为的是稳固皇权秩序。这或许就是唐律的精髓所在,也是其特质所在。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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