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人余谷似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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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发布时间:2017-06-06 09:57:53

    常寒婴

    姥姥余谷似原名沈仁垌,是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长孙女,后来参加革命,为避免牵连到家庭,改名余谷似。

    姥姥1897年出生在天津,那时沈家本在天津任知府,正值神州大地多事之秋。姥姥的父亲沈承熙是沈家本的二儿子,清末举人。出生十多天后,姥姥就失去了母亲。承蒙祖父偏爱,她幼年在家中私塾读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由家庭包办成为察哈尔财政厅厅长余诒的继室。结婚三年后,余诒因病去世。姥姥一人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却从未叫过苦。

    1935年,日本侵华愈演愈烈,年底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我六舅余琦那时已是高中学生,积极参加其中。后来,他到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我四舅余瑡毕业于警官高等学校,先后在北京、天津警署工作。华北沦陷后,他被日本人拘留过一段时间,释放后一直在天津做国民党的地下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名国民党官员找到家里对姥姥说:余瑡是国军师长,在抗战中立功受奖,但人已牺牲。姥姥在八宝山与抗日英烈佟麟阁、赵登禹的家属一起参加了追悼会,并合影留念。

    关于四舅的死有不同的说法。据说,他是在立功授奖会上,被同僚开枪打死——因为弟弟是八路军,他被怀疑“通共”。真相自然无从查询了。

    1939年,姥姥接到余琦的来信,说他在乡下被蚊虫咬伤,想念妈妈。姥姥便带着我母亲(小舅舅已经因病去世)以回乡看望老父为名,穿过层层封锁线,在延安见到了儿子。原来,六舅从天津坐船南下,到了山东就下船奔赴延安了。

    在根据地的日子里,姥姥见到了许多像六舅一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热血青年,坚定了投身其中的决心。

    对于姥姥的安排,分区领导考虑她身份特殊,在当地较难隐蔽,不如在北京建立一个地下联络点,为根据地采购物资、药品并获取相应的情报。于是,姥姥回到北平,分区的地下联络点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地下联络点,就是姥姥的家。一年多过去了,1941年,六舅忽然架着双拐回来了。原来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腿伤,决定安排他到北平治伤并领导地下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了,姥姥家也发生了变化。那时,我妈妈余铭玖在辅仁大学读书,参加了革命工作,是中共北平城市工作部的一分子。

    一天,城工部领导来了,说有朋友要到家里聚一聚。这天晚上,家里来了十几个西装革履的客人,很像是一拨商贾贵宾。其实,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各条战线的领导,聚会是为商量日本投降后接收北平事宜。会议直到午夜才结束。从那以后,六舅回了根据地,姥姥家的这个联络点就专属城工部了。

    姥姥在城工部的地下工作由刘仁同志(“文革”前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直接领导。刘仁同志希望开一家店铺作为掩护,开展团结进步青年的工作。没有经费,姥姥就把家里值钱的首饰、家具都拿去卖了,开了一家名为“沙珑”的餐馆。

    餐馆开业后生意兴隆,晚上有进步学生组织的剧团活动,还有各种学习讲座。但这家店铺也很快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一天夜里,店长突然被抓走,店也封了。第二天早上,姥姥得到消息,沉思良久,决定打出四舅这张牌。

    四舅的追悼会开完后,国民党当局曾到姥姥家说要给四十万抚恤金,但以后就杳无音讯,姥姥也未再去追讨。这时,姥姥觉得抚恤金一事可以借题发挥,于是她带着四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跑到警署讨要抚恤金,说:你们不发我抚恤金,还把我谋生的小店查封了,我们祖孙没饭吃,要不把我们一起抓走吧。

    这一闹,还真把对方唬住了,连说误会误会。后来,人也放了,店也撤封了。经历这件事,城工部领导认为小店已不安全,命令撤掉,铺面卖给了说相声的侯宝林。

    1946年春,崔月犁同志(曾任卫生部部长,当时化名刘灏)来到姥姥家,姥姥家就成了崔月犁工作的地方,一切外部活动全部停止。过了一段时间,崔月犁对姥姥说:你不是老惦记老家的消息吗?今后你的工作就是管消息。你要搬家,我们之间的联系也要中断,有一位姓李的同志今后领导你。

    新的领导就是李雪同志(曾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城工部地下电台负责人),姥姥也搬到了旧鼓楼大街。搬家时,李雪看到有一张司徒雷登(姥爷的好朋友)的大照片,边说“这可是好东西”边把它挂在了墙上。这张照片引起了保甲长的注意,问清来历后,相信此地住了一位贵妇人,从此姥姥家没了麻烦。

    没多久,北平和平解放了。大军进城,刘仁同志也来了,专程到姥姥家看望。那时,北平有三个地下电台,大家一起吃了顿饭,所有设备全部上交,结束了这段工作。在地下党同志见面会上,大家都尊称姥姥为余伯母,说以前只知有一位老太太,今日得见很是钦佩。

    刘仁同志问姥姥今后有何打算,姥姥说要去找儿子余琦。刘仁同志沉思良久没有回答。过了几天,六舅的同学陈平来看姥姥,姥姥让他打听余琦的消息,他总是吞吞吐吐。后来,大家劝姥姥先去看女儿女婿。那时我爸妈正在太原城下,部队攻打太原,我已经在襁褓之中。但姥姥还是坚持先看儿子。最后,陈平不得已告诉姥姥,余琦已经牺牲,他去墓前祭扫过了,还拍了照片。姥姥强压悲痛,说道:我儿虽死犹生,名留烈士史册,有子如此,我心慰矣。

    后来,姥姥在太原前线见到了我爸妈。从此跟着我爸妈回北京、赴内蒙。1957年,姥姥在内蒙古党委办公厅退休,带着我又回到北京,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不料,十年动乱妖风忽起。北平地下党的工作人员接连被打倒、入狱。刘仁同志被污蔑为特务,惨死狱中。姥姥因为年老未入狱,专案组便到家中让姥姥“揭发”刘仁同志。姥姥每次都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我只知道刘仁同志是共产党员。最后,专案组拍着桌子说姥姥态度不端正,姥姥也拍着桌子回应:你们把我也一起抓进监狱吧,国民党时我就没怕过。后来,专案组看搞不到材料,也就不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出狱的北平地下党老同志都来看望姥姥。姥姥又焕发了青春,身体越来越好,一直活到百岁高龄。

    最后,以姥姥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尾吧:“古人概括女子的大不幸有三,一曰少年丧父,二曰中年丧夫,三曰老年丧子。这三不幸都让我遇到了。命运之坎坷可想而知。但我深以为慰者,是自己选定了投身革命的光明大道。不管个人遇到多少困难和险阻,心中总是有一个光明的追求;有着为理想牺牲小我的抱负;有着爱国的情感激励。从这一点说,我又是一个大有幸者。我愿以我自身的经历,以慰逝者,以告来者。”

(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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