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他们不再陷于“无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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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发布时间:2017-04-17 09:54:22

  在阿东不慎犯下的罪案背后,其实是不幸的累积和心灵的扭曲。他是“凶手”,更是受害者。而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辛苦挣扎的人们,则被磨没了同情与宽容

  林海

  时下上映的电影《一念无明》讲述了一个不幸的故事。患有躁郁症的阿东在照顾同样有精神障碍的母亲时,一时精神失常不慎致其死亡。尽管法庭判阿东无罪,但强制其入院治疗一年。一年之后,当阿东试图返回社会时,突然发现这个世界的门已经对他关上。

  导演黄进对于影片名称进行了解释。一念是指一个念头,无明是指看不到的事情,一念生万念,一个念头看不清楚,可能接下来都是错的。在人们相处的时候,如果看不到最重要的事情,原本的相爱就可能变成互相伤害。是“凶手”更是受害者

  电影中的阿东,原本是普通的上班族。他过着平凡的生活,和未婚妻一起供房,准备结婚生子。然而镜头切到一年后,他却因躁郁症而入院治疗一年,且背上“精神病汉杀母”的恶名,从此被所有人排斥。

  外人难以看到的是:阿东的母亲患病无人照顾,弟弟在美国不肯回来,父亲也逃避着家庭责任,他只能在工作之余照顾母亲。母亲既有身体疼痛,也患有精神疾病,这让他备感压力。而他工作本身压力巨大,他的好友后来在裁员中跳楼自尽。香港房地产泡沫破灭,贷款购买的房产缩水严重,即将被银行强制拍卖还款。一切压力向他涌来,加上或许存在的遗传基因,最终导致他精神崩溃。

  因此,在阿东不慎犯下的罪案背后,其实是不幸的累积和心灵的扭曲。他是“凶手”,更是受害者。因而,法律对于精神障碍的刑事责任,往往也以强制入院作为入狱服刑的替代。不过,许多民众对此其实是不接受的。在电影中,阿东的邻居们之所以会有无可言说的恐惧,或许与认为他“杀了人也不用坐牢”有关。求解法律古老难题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如何判定,是法律文明中最古老的难题之一。古希腊人认为这种迷狂是被神鬼的诅咒夺了心志,个人不过是傀儡,应该得到原宥。而在中世纪时,精神迷乱本身就被看作一种“不虔诚”的罪。电影中,邻居们建议请“大师”来驱邪以治好阿东的病,自然不足为奇了。

  尽管到了现代,精神病学和现代脑医学开始占据主导,但是对于精神障碍的排斥和敌视,仍然弥漫于法庭内外。作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精神病人难免受到非常严格的管束和治疗,以免他们继续对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伤害。即便出院后,也会要求社区和监护人加紧看管,避免他们再闯出祸端。在香港,也有将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强行收治入院的程序。但是,由于床位紧张、医疗资源不足,急性入院往往有一个期限,通常是28天。只有在犯有刑责或有自杀倾向时,才会长期强制住院治疗——电影中有这样的细节,一名精神病人的家属无力照顾,“只消告诉院方他可能想自杀,就会收容我老公了”。

  不过,公允地说,香港对于精神病患的民间康复机制,还是值得借鉴的。作为香港精神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NGO之一,香港心理卫生会共建有7所为精神病康复者设立的“中途宿舍”——介于正式精神病院和家庭看护之间,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同时也为病患提供接触社会的机会,实现一种过渡功能。此外,香港社会福利署和扶康会、利民会等NGO都各自设立了规模不等的中途宿舍。它们一般为出院后的精神病人提供免费或廉价的临时住处,期限为两年。

  在中途宿舍,入住的“舍友”(即出院病人)需要自我照顾能力较强,并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工作人员会根据“舍友”的能力,安排其白天到辅助就业部参加工作或去庇护工场工作,通过劳动让病人自食其力,增强病人回归社会的自信心。工作人员还定期组织舍友外出活动,教他们使用社会资源,如乘坐地铁、应对公共社交场合,提高病人的社交和沟通能力。但是,这样的服务资源其实仍然是有限的,申请起来往往需要排队——如果片中的阿东能够申请入住,或许将避免猝然接触社会的压力。

  前文提到的庇护工场,能为康复期的精神病人提供既受照顾又具康复作用的工作环境。香港共有50家庇护工场,分工业和农业两种性质,根据病人的能力为其安排不同的工作,比如做包装、木工、缝衣、零售或农场种植。庇护工场有导师指导,要求病人按时上班,并计件算工资,多劳多得。不过,无论是庇护工场、中途宿舍,还是社区里的辅助就业部,都要求病人的病情稳定,工作能力较强并适合外出工作——而片中的阿东,可能还暂时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他需要家属看护、强制服药,并及时复诊复查。表现香港生活之不易

  不过,香港这个居不易的弹丸之地,资源总是紧张的。特别是一些低收入人群密集的社区,更是不大愿意将资源再分配给精神病患。2011年港府在全港推广“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时,尽管近七成受访者同意在所住地区内设立中心,理由是“有助于他们融入社区”;但,仍然有一成半的 受访者明确表示不同意。香港屯门区更是有议员带头反对在社区设立中心——相似的情境,在阿东的身边也总是发生。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辛苦挣扎的人们,更是被磨没了同情与宽容。

  因此,如主演余文乐在片后接受采访时所说,他想表达的,不仅仅是精神病患遭到的冷遇与不幸,还有“人在香港生活之不易”。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承受着精神上的压力与伤害。一旦“绷紧的弦断了”,就会生病。患病后假如得到科学、人道的治疗,则完全可能痊愈。而痊愈后回归社会,同样需要全方位的关怀和保障,需要法律的保护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在香港,当屯门区议员带头反对在社区设立精神康复中心时,就曾经发生过精神病康复者董礼霖将该议员诉上法庭,控其违反《残疾歧视条例》并最终胜诉的案例。假如这样的诉案越来越多,或许阿东和他的病友们,将能得到更为温柔的对待;而不会因一念之蔽,陷于永远的歧视与排斥之中。

(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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